长征会议军事行动 (长征战役和会议)

长征会议军事行动

顺序依次为过雪山、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红军过草地。

1、过雪山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天，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屡败，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地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红军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觉得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夹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夹金山。

总之，夹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夹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

爬雪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和雪的世界。风雪刺得红军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

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向中央索取更多权力。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2、四渡赤水

时间在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3月22日，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

在毛泽东主席、周、朱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3、巧渡金沙江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不说，翻山越岭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两条船。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不以为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口，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绕圈子，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1935年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1935年5月9日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无影无踪地走了,体现出了将士们的机智与勇敢。

4、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

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240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

第2连连长和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夺下桥头，并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

5、红军过草地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一方面军，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学生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垫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

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

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

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

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

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征

长征战役和会议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哪些重要会议

以下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

1、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2、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

4、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5、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示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6、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

7、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8、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9、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黄克诚等人。

10、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11、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12、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13、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14、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15、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16、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17、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18、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19、吴起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长征中召开众多会议的原因：

1、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

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

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2、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

“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

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3、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

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