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活动 (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活动是什么)

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活动

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而红军仅有3万余人，形势比湘江之战更为严峻。然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充分发挥徒步快速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在赤水河

遵义会议会议室

两岸往返机动，用“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用“打”消灭敌人，为“走”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了打得赢、走得了，使战争结局发生了与湘江之战截然不同的变化。通过高度的机动作战，红军不仅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夺取了长征以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长驱南下抢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黔北，使党和红军脱离了危境。之后，又兵逼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诱出滇北之敌，从而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场堪称经典的精彩活剧！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不仅使他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留下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红军指战员从遵义会议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到遵义会议后“走的利索，打的痛快”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2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他一指挥，就打胜仗。”（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同上，第263页）指挥者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略转移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多枪多，一再向党伸手要权。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不把党的负责人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张闻天传》，第2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以保证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不被有个人野心的人所控制。同时，当有的同志提出与张国焘进行公开斗争时，毛泽东表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还不适宜，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毛泽东年谱》上，第46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方针、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南下时，毛泽东处变不惊，与张闻天、周恩来等果断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险境。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表示对张国焘仍应尽可能地开展团结争取工作。俄界会议因此决定，暂不公开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教育挽救。张国焘却变本加厉，于1935年10月5日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并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批评这一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并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毛泽东仍以最大的耐心对张国焘进行劝导，表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同上，第502页）通过多方面努力，张国焘被迫表示接受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并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7月，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最终实现。

正确制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会上提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同上，第461页）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坚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坚定表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军事战略和策略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驳斥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论调，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提出党的军事战略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山西、绥远为主要行动方向。这些意见得到张闻天等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正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北上抗日方针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使红军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来源：人民日报

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活动是什么

伟大转折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指挥红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调集40万大军，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而红军仅有3万余人，形势比湘江之战更为严峻。然而，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充分发挥徒步快速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在赤水河

遵义会议会议室

两岸往返机动，用“走”调动敌人，为“打”创造战机；用“打”消灭敌人，为“走”创造条件，真正做到了打得赢、走得了，使战争结局发生了与湘江之战截然不同的变化。通过高度的机动作战，红军不仅在遵义地区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夺取了长征以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长驱南下抢渡乌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黔北，使党和红军脱离了危境。之后，又兵逼贵阳，调出滇军；威逼昆明，诱出滇北之敌，从而顺利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可以说，没有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场堪称经典的精彩活剧！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不仅使他赢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也留下了他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笔”。红军指战员从遵义会议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到遵义会议后“走的利索，打的痛快”的变化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2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毛主席来领导好，他一指挥，就打胜仗。”（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同上，第263页）指挥者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夺取战略转移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多枪多，一再向党伸手要权。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不把党的负责人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张闻天传》，第2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以保证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不被有个人野心的人所控制。同时，当有的同志提出与张国焘进行公开斗争时，毛泽东表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还不适宜，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毛泽东年谱》上，第46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方针、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南下时，毛泽东处变不惊，与张闻天、周恩来等果断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险境。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表示对张国焘仍应尽可能地开展团结争取工作。俄界会议因此决定，暂不公开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教育挽救。张国焘却变本加厉，于1935年10月5日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并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批评这一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并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毛泽东仍以最大的耐心对张国焘进行劝导，表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同上，第502页）通过多方面努力，张国焘被迫表示接受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并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7月，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最终实现。

正确制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会上提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同上，第461页）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坚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坚定表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军事战略和策略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驳斥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论调，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提出党的军事战略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山西、绥远为主要行动方向。这些意见得到张闻天等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正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北上抗日方针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使红军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