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 (西方文化史发展历程)

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

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历程。

一、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地主阶级学“器物”

1.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

很久以来，西方人来华都被称为到天朝上国朝贡。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而欧美列强崛起，加紧对外扩张。鸦片战争中，天朝上国被一个西方岛国打得一败涂地，使华夏鄙视远夷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一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官署中设立译书馆，还仿制西方战舰，迈出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他提倡的学习西方的“长技”主要指军事科学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主张，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此外当时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这些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2.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经济侵略加剧，国内有太平天国运动，政局岌岌可危。洋务派看到西方船坚炮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19世纪60～9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帜，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进行道路选择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嫁接到落后的社会制度上来，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注定要失败。

二、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资产阶级学“制度”

1.维新派：学习君主立宪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早期维新派认识到向西方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必须上升到经济、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领域，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但是，早期维新思想没有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论，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通过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些知识分子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著名思想家严复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论证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合理性，以便达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目的。虽然后来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告失败，但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产生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2.革命派：学习民主共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用民主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提出了三民主义，要求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发展资本主义。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结果，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虽然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是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3.陈独秀、李大钊：学习“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思想方面，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而以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都没有彻底批判封建儒家思想。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陈独秀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它既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树立，使中国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

三、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李大钊在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号召人民向俄国学习。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等在对西方传入的思潮进行分析对比、激烈论战和与中国实践经历进行比较后，坚定地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主张，放弃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1922年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特征

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1.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主题是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学习西方与抵制侵略、启蒙和救亡相连，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性质。

2.学西方的历程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 不断深化的复杂历程。

3.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了一个由被动接受（例如林则徐等萌发新思想、洋务运动）到主动选择（例如辛亥革命）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西方文化史发展历程

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而作者Robert Briffault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角色。” “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旗帜鲜明地指出：“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他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写道：“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说：“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公元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允许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这座从公元8世纪初至11世纪的3~4百年之间由摩尔人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应该有几百部以上。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杰拉德、普拉托、阿德拉尔德、罗杰·贝肯、罗伯特·切斯特，以及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公元940～1003年）的身影。]。《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

科学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与罗马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这些古代希腊与罗马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Arnold和Guillaume编撰的《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该书写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流传下来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而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处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Otto Neugebauer与Delambre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穆斯林也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而Pierre Duhem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这就好比让Duhem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陶特说：“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14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现在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寓言故事，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故事就此止步，也为让Duhem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居斯塔夫·勒朋的《阿拉伯文明》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到了13世纪突然冒出3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人叫Ibnul 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1天以上。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由此听众便有理由怀疑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故事的真实性了。事实上亚力山大图书馆倒真是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公元前48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的舰队，另一次在公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统治时期。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放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寓言故事？

约翰·威廉·德雷珀在《欧洲知识发展》一书中仗义执言说道：“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在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公元750~1100年。”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科学史的著名学者。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西方音乐界及作曲界则忌讳“9”，因为贝多芬创作了举世闻名的9大交响曲后辞世。此后舒伯特、德沃夏克、威廉斯等名作曲家也都在写完9首交响曲后与世长辞。

有趣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写完八首交响乐，并为之编号后有意继续写，但又想逃过“9”字，就写了一首不编号的交响曲，果然安然无恙，但后来他又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将之编号为9，不幸在尚未编写十号交响乐前就死了。

在日本，忌讳“9”字，是“9”的发音与“苦”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