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对军事的影响 (自然经济对军事的影响研究)

自然经济对军事的影响

一、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

对于一个人而言，生存和繁衍是第一位的，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亦是如此。现代以前，各国家民族等共同体之间的生存斗争之残酷是超乎想象的。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也就决定了能否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生存下来。

二、经济水平发展使社会治安更稳定

在乱世，一切秩序崩坏，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绝大多数平民要受到天灾人祸的毁灭性打击，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数次人口锐减。每一个现代人，其祖先都是在无数次大灭绝中坚强存活下来的。而经济发展以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大部分人都会维护秩序，秩序反过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三、经济水平决定生活水平

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即便是社会底层，都能够享受到比古代帝王更多更好的服务，如医疗、交通、饮食等。比较直观的指标便是寿命。人生七十古来稀，到现代已是稀松平常。对比非洲因饥饿而死去的儿童与发达国家的儿童，就知道经济有多重要了。

经济发展指标：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可以从其规模和速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测量。所谓“经济规模测量”是指对一个国家在特定时间范围里能够生产出来的财富总量，包括从基本的生活用品到复杂的生产资料，再到各种文化和精神产品等财富的总量。

在对经济规模的 测量中最常用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它综合性地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财富的总和。此外，对经济规模的测量又分为对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测量。

绝对规模只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的GDP总量，而不论这一规模的GDP是多少劳动力创造出来的。而相对规模指标则要关心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其GDP总量之间的关系。

自然经济对军事的影响研究

自然经济的解体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186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1871）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速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1872—1886），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②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速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186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1376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长到5209万两（海关两）③，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0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①。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1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00斤）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②，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③。“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④。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①。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在19世纪初期的30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咸、同年间（1851—1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②。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①。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②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0）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0.6倍，而洋布只增长27％③。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发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①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从同治十二年（1873）的280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1883）的2800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1.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1880）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八九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①。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②。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③。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 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①

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发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②。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③。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④。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发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1884）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1894）为11.3886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腐败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首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6.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①。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速发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发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发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15省100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1904）至1910年的11％上升到1914至1919年的1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0万担，1923年增为600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00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发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1920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1923年桑田面积达到150万亩，江苏无锡1921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1909）至1919年，桑田面积从 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1910）为14万担，1919年为16.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发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陆地区分解的速度就慢。

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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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

④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19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0、219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1页。

② 同上书，第223页。

③ 同上书，第199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7页。

② 同上书，第418页。

③ 同上书，第419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④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① 农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