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治军的要害 (建军治军的要害有哪些)

建军治军的要害

首要目的是铸牢军魂。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是我军制胜密码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核心要求。我军建军治军一系列法规制度的本质，就是把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党指挥枪的原则更具稳定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首要目的就是从法规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广大官兵在政治信念、军魂意识上经受的考验十分严峻，更需要不断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认真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法规制度，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控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根本目标是提高战斗力。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的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必须坚定地执行、维护和看齐这个标准，切实为能打仗、打胜仗蓄内功、打基础。随着我军现代化进程加快，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战斗力建设对治军要求越来越高。搞信息化建设，强调网聚能力，没有一体化、标准化管理就不可能实现；搞实战化训练，强调战训一致，没有良好的训风演风考风就不可能实现；搞联合作战，强调各作战要素紧密协同，没有严明的法纪就不可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建军治军的要害有哪些

（一）建立“忠义血性之师”的湘淮军建军思想

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以后，确立了以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系。为报答八旗军功贵族和保持八旗军较强的战斗力，清朝统治者为八旗官兵提供很高的政治、经济待遇和优厚的兵饷，让八旗子弟成为专门的候选军人群体，专心练兵，不得从事其他营生，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操练校阅制度和军纪军规。但随着旗人生活奢侈、贪图享乐风气的漫延八旗很快走向衰败。官兵们整天四处游逛、斗鸡走狗，或做小生意，出操训练在往雇人顶替，作战技能和尚武精神普遍下降。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就暴露出其贪生怕死、战斗力低下的弊病，进而完全堕落成为靠官府供养的社会救济群体，失去起码的战斗能力，不得不由绿营兵出面打头阵。至嘉庆年间清军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时，连绿营兵都打不了仗了，只好改由临时招募的乡勇冲锋陷阵。对清军积弊深重，久已不堪任战的情形，清朝皇帝和大臣们并非一无所知，却碍于不敢触动祖制成法，不做任何军事上的改革。19世纪50年代风起云涌的全国各族人民大起义，将清朝经制兵打得溃不成军，非正规武装团练也不是起义军的对手。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湖南籍文人，决定按照儒家思想并参考明人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湘军。在建立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陆续提出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建军治军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忠君勤王，捍卫封建礼教为建军宗旨。清朝经制兵八旗、绿营的将领们大都文化水平较低，有的靠门荫、世袭和从行伍升迁而来的提督、总兵大员，甚至斗大的字识不得一升，士兵或是世袭，或是雇募，清廷也把“忠君”和“当兵吃粮”作为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以湖南籍儒生为基层军官，所以除了强调替君主分忧，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朝廷的一面，还特别注意从维护封建礼教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其建军宗旨。曾国藩在建军之初，就发布了一篇名为《讨粤匪檄》的文章，攻击太平军的政治和宗教纲领，说太平军独尊上帝，主张政治平等、经济平均以及反对孔孟儒学和关公崇拜等鬼神迷信，是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来奉行的“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名教之奇变”，自称镇压太平军就是为了捍卫性命所系的封建礼教和文化。

二是在官兵拣选标准上，以所谓有“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基层军官，以“实而少心窍”的山区青年为士兵。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拣选将领时，强调“德才”兼备，但以“德”为首。他们所说的“德”，其实就是对封建皇帝的“忠”和对湘军大帅的绝对服从。同时，还强调所选的将领不仅要同籍同乡，且他们之间或为师生，或为亲友，这样湘军中除了上下级关系外，更多了一层师生亲友私谊，以为维系内部团结统一的纽带。对士兵的募选，曾国．藩反复强调其成分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主，“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募兵时要取得具结，由其亲属乡人画押担保。因为军营中多用此类知根知底、朴实少心窍之人，营中风气就容易纯正，而士兵在营日久，沾染上“暮气”后，必须将其遣散，另行招募，以保持湘军的“土气”本色，才不至于像，八旗、绿营一样衰败而无可救药。

三是在军队的统御方面，强调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统领归大帅调遣，自统领至士兵逐级自选，层层节制。曾国藩将这套统御办法“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干而枝而叶，皆一气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8）。

四是以“加粮拔缺”作为团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吸取绿营兵薪响过低，士兵不能养家糊口，偷偷在外做小生意度日，因此影响操防的教训，极力给湘军官兵提高薪饷，并大量保举有功将弁，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

五是将封建纲常中的“仁礼”、“忠信”作为军人信条。曾国藩要求湘军将士恪守“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在军队内部形成辨等明威的的严肃军礼。将帅要本着“仁”、“礼”的精神修身养性和对待部下，要恢复古代父子兵的传统。他说“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对士兵则要首重忠君教育，而忠君则必须先敬畏长官，又要求军中以诚相待，说“诚”便是忠信，虚伪浮滑乃军中大敌。

六是以精练勤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最主要措施。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兵战斗力衰退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训练不精不勤，摆花架子，根本无济于实战。所以他练兵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其制定的《练兵章程》都是“日日用得着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在简单实用的基础上，他强调勤练勤训，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训练不精亦不可用。他还把“训练”内容分开，分别提出要求，说“训”分“训营规”和“训家规”二种，前者包括点名、操练、巡更、放哨等内容，后者则是指要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练”又分“练技艺”和“练阵法”，官兵要阵法娴熟，还要有敢战之心，否则阵法虽好而官兵无胆艺，临阵还是要奔逃，要打败仗。

曾国藩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和明代戚继光操作性很强的练兵方法融会到其建军治军理论中，无疑促进了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但他身处帝国主义列强频繁入侵的晚清时期，完全靠传统兵学理论来达成一个举国上下皆追求的强兵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曾经颇具战斗力的湘淮军迅速衰败，与其官兵选募、教育训练方法的落后有很大关系。近代思想家郑观应曾对其军官素质提出过尖锐批评，说他们是一群“有勇无谋，不知天时地利之将”，是“只驱士卒，仅扎死寨打硬仗、野战、浪战者”（《郑观应集》上册，第842页），从湘淮军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来看，郑观应的批评是十分正确的。

（二）以学习西方、改革军备为主旨的洋务派建军思想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倡导下，清军的建军思想呈现出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技术，交易兵制以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特点。李鸿章认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令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日趋恶化，“此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只有学习西方，走“自强”之途，“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

那么如何在军事上自强呢？他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习和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购买洋枪洋炮，改善清军装备。李鸿章带领淮军赴上海与洋枪队一起镇压太平军时，亲身感受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后来他多次说明列强各国军队’军械强于我，技艺胜于我”（《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积弱的中国要想抵御外国侵略，必须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因此积极购买外国枪炮，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以求缩小中西方军队武器装备上的差距。19世纪70年代后，他又提出“必先富而后强”的自强途径，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酉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中国五金矿藏虽富，“然千年未尝大开，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闭不启而坐愁饥寒”（《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故中国应当大力开掘矿山，冶炼钢铁，以为军事工业的基础。二是“变易绿营旧制”。李鸿章看到了改革清朝经制兵兵制乃至湘军兵制的必要性。他说：“兵制关乎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么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他变更了老师曾国藩创立的湘军编制，将各营落后的抬枪、小枪和刀矛队尽改为洋枪队，建立新的炮兵兵种，募聘洋教习用西法进行训练。他还主张将“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把西方近代海军编制运用于北洋海军的建设之中。三是创办军事学堂，建立新式军事教育体系。针对清廷当时仍一再强调以陈旧的武科举形式，由弓马章句进身的状况，李鸿章认为由此难以造就精通西法的军事人才，建议改革考试制度，“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人局学习成绩优异者，可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使他们“与正途出身无异”（《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他还具体创办了一批海陆军武备学堂和技术学堂等。

（三）“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新军建设思想

李鸿章等人改革军制的思想，虽然对晚清军队的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以武器装备的改善为核心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清军制度，一些编制体制上的变化也都限于局部范围。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改革步伐缓慢，编制体制和作战思想落后的弊病充分暴露出来，从根本上改革军制成为朝野一致的共同呼声。在战后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作为小站练兵的主持人，袁世凯提出了“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新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主要观点，一是汲取古代治军经验，用传统思想对官兵进行精神训导，也就是师古之道。精神训导的内容有要求将官爱民、自爱、有勇、有谋，要求士兵励忠义、敬操练，以勇敢杀敌来搏取功名利禄等。二是师法西人练兵之术。他仿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的编制，建立由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多兵种合成的新式军队，聘请德国军官，按酉方现行操法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远揽成规而训迪，不厌详尽；近采长技而练习，不避勤劳”（《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序》）。为加强训练效果，还创办了随营学校，开展军事讨论，建立军事考核制度，经常举办野外对抗演习等。三是主张通过派员出国留学和建立国内军事教育体系来培养军事人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直强调练兵的首要途径在储将，而储将的主要办法是兴学。他认为，士、农、工、商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派员出国留学，是提高军事人才素质的一条捷径。因为“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他曾对随营学堂的学生发布训词，说“兵法战法，尔所专主，宜精之以研之，图算、测绘、格致、制造，尔所旁及，宜并力而赴之”，“试思中邦之弱，非由于我武不扬乎？则当知耻。外国之强，非由于彼学日盛乎？则当知奋。知耻知奋乃能力学，能力学方能成材，能成材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业，雪国耻，歼敌患”（《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卷1）。他又奏请清廷在全国各省广设武备学堂，并主张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完备的军事教育体制。

清朝末年，人们对军制变革的重要性更加深入，看到“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与时会为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在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人们普遍倾向于在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按照西方近代武装力量体制建立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军三结合的体制，“军分三等，常备军优给粮饷，扼要屯扎。续备、巡警两军（清廷具体实施时以续备和巡警二部分取代后备军和国民军）响数差减，分扎操巡”。而许多留日学生则更进一步感到中国军队建设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的问题，还与国人素质及尚武精神息息相关。蔡锷、蒋方震等人送树起军国民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要改造国民素质，重振尚武精神。具体措施则大致包括3个方面：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军事知识教育和军事技能训练，以培养一代具有军人本领的国民；提倡学校体育，壮健学生身体，增强国民体能；宣扬武人战功，进行尚武精神的教育，以改变中国文弱的民风。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出现，表明国人对近代建军治军问题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