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2-12-03 08:06:15 分类：军事 浏览：323 评论：0
目前来说，陆军、 空军体能服都是灰绿色体恤蓝色短裤，海军体能服是横蓝白条体恤（短袖海魂衫）蓝色短裤。
解放军只有这两种
体能服上没有臂章、军衔
看图说话
左边是陆军、空军的。右边是海军的。
卡尔·邓尼茨（1891～1980），海军元帅，纳粹德国潜艇部队奠基人。他创造出人称“狼群战术”的潜艇作战方式，在二战初期曾给英美等国的海上运输造成极大威胁，但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盲目推行无限制潜艇战，令德国海军战绩平平。
名言妙语
作为标准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
一支部队即一个军人团体的精神上的团结愈紧密，它的战斗力就愈强大。
生平介绍
1891年9月16日，邓尼出生在柏林附近的小镇格林瑙。18岁的邓尼茨高中一毕业便参加了德国海军，先在“赫尔塔”号巡洋舰服役，后考入费伦斯堡-莫威克海军学校。1912年毕业后，被任命为海军候补军官，在“布雷斯特”号巡洋舰服役。1914年，他随舰先后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安纳巴港对正在上舰的法国登陆部队的突袭以及对俄国石油港和商船队的攻击。
1916年9月，邓尼茨回国并转入潜艇部队，从此与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任U-39号潜艇守望官。1918年2月，调任U-68号潜艇艇长。10月，邓尼茨因潜艇被击沉而被英军俘虏，从此意识到潜艇战要想取胜，就必须集中多艘潜艇协同作战。
一战结束后，邓尼茨回国仍在海军服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军拥有潜艇部队，他曾任鱼雷艇上尉艇长，后在波罗的海海军军区、海军总司令部任参谋。1928年晋升海军少校后，出任第四潜艇队司令。1933年晋升为海军中校，凋任“埃姆登”号训练巡洋舰舰长。
希特勒上台后即开始重整军备，邓尼茨极为赞成，成为纳粹党的狂热拥护者。1935年6月，英德签订海军协定，德国立即公开组建潜艇部队。10月，邓尼茨担任“韦迪根”潜艇队司令，后又被任命为海军总部中的“首席潜艇官”，并晋升为海军上校。为了加强潜艇攻击的战术效能，他试验采用了统一指挥、结群作战的新战术，即“狼群战术”。
1939年1月，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建造大型水面舰艇的“Z计划”，邓尼茨坚决反对，要求扩充仅有57艘的潜艇数量。在他的力争下，希特勒放弃了“Z计划”，并在12月批准了“限定海军造船计划”，规定在1941年底前建造392艘潜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因潜艇数量不足，邓尼茨只得实施“小群战术”，由3～5艘潜艇组成的编队在某一艇长的直接指挥下作战。尽管如此，邓尼茨的潜艇还是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在短短不到2年时间内，共击沉英国各种昭只611艘，总吨位为260万吨，给英国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损失。邓尼茨因此于1939年10月晋升为海军少将，次年又晋升为海军中将。
1941年春，盟军加强护航和反潜措施（如反潜舰、装有定向器的飞机），使德国的攻击受挫。但邓尼茨及时调整部署，改变战术。由于指挥得当，邓尼茨的潜艇给盟军大西洋海上交通线带来了浩劫。1941年4～12月，共击沉盟军325艘运输船，总吨位约158万吨。美国参战后，德国潜艇的活动范围又扩展到美国海岸及加勒比海一带。1942年，每月击沉盟军商船近97艘，总吨位达52万多吨。整个战争期间，共击沉盟军运输船、商船2828艘，总吨位达1468.7万吨，击沉击伤盟军军舰115艘。
1943年1月，雷德尔海军元帅因在作战问题上与希特勒发生严重分歧而辞职。邓尼茨继任海军总司令，并晋升为海军元帅。然而，随着英美强大的护航舰队的建立，严密的空中、海上监视网的形成，特别是用于反潜作战的新型雷达和新型深水炸弹投入实战，德国潜艇受损数量不断增多。而且，邓尼茨当上海军总司令后，把一系列战役指挥得糟糕透顶，这多半是由于他片面强调潜艇战，而低估、忽视其他舰种作战和协同作战的结果。
1945年4月，纳粹德国濒临寿终正寝，内部分崩离析，但邓尼茨表示一如既往效忠希特勒。4月20日，希特勒任命邓尼茨为北部德军总司令。4月30日，希特勒在自杀前，指定他继任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邓尼茨立即通过广播发表文告，妄图号召军民在东线继续负隅顽抗。1945年5月8日，邓尼茨不得不签署文件，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国潜艇部队则根据邓尼茨从前制定的“彩虹计划”，将224艘已上浮的潜艇全部凿沉。
5月23日，邓尼茨被盟军逮捕，作为战犯在纽伦堡受审，并以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被判处了10年徒刑。1956年10月，他刑满获释后，定居奥尔良，但仍是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1980年10月24日，邓尼茨病逝于汉堡附近的奥米勒村。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潜艇》、《十年和二十天》、《我风云变幻的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等。
经典战役
二战初期，希特勒虽一再下令扩充海军，但德国海军实力比英国还是差得多。因此，在1939～1942年间，德国主要是以潜艇袭击英国的舰只、货船和商船。为此，邓尼茨专门制定了“狼群战术”。
1940年7月12日，邓尼茨指挥德国潜艇第一次正式使用“狼群”战术，成功袭击了大西洋上的一支英国小型护航编队。首次使用“狼群”战术就大获全胜，邓尼茨心中十分得意。于是，在此后几个月，“狼群”在大西洋接连展开了几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1940年9月，德军截获了一份无线电报，提前好几天获悉一支来自北美的运输队与英国本土护航兵力的会合地点。机会难得，邓尼茨立刻派川4艘潜艇，在大西洋边缘护航船队的必经之地设下埋伏。9月10日，盟国船队果然如期而至。等候多时的德国潜艇仿佛饥饿的狼群突然见到了猎物，立即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这一天虽然海上巨浪滔天，最高风力达到8级，给潜艇的攻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潜艇仍然一举击沉了5艘英国商船，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10天后，参加此次行动的潜艇之一又发现丁另一群猎物——一支来自北美的英国护航运输队。由于此时该艇的鱼雷已经用完，艇长立即通知了附近的几艘潜艇。9月21日至22日夜，5艘德国潜艇对这支毫无防备的运输队发起猛烈攻击，共击沉商船11艘，击伤1艘。要不是各艇鱼雷均已耗尽，战果恐怕还不止这些。
如果说“狼群”战术在9月份获得了初步成功的话，那么到了10月份，其战果可就称得上“辉煌”了。1940年10月中下旬，邓尼茨指挥“狼群”在大两洋上接连对编号SC-7和HX-79的两支盟国护航运输队发动凶猛的攻击，致使盟国商船损失惨重。
SC-7是一支由34艘舰船组成的慢速护航运输队，其中商船30艘，护卫舰4艘。该运输队出发后一路小心航行，于16日晚到达了北大西洋的洛卡尔沙洲附近海域。由于实行了灯火管制，海上一片漆黑，只有一个个黑乎乎的船影在缓缓地朝前移动。
眼看已经顺利地走过了一半航程，运输队多少有些松懈，船员们大都进入了梦乡。然而他们没想到，船队正一步步地陷入“狼群”布置的天罗地网中。
U-48号潜艇第一个发现了猎物，SC-7的航向正对着“狼群”的巡逻线，对潜艇发动攻击十分有利。邓尼茨一边命令U-48号潜艇艇长克勒继续与船队保持接触，一边下令在洛卡尔沙洲附近海域巡逻的另外5艘潜艇迅速向目标靠拢。
当夜，SC-7船队发现了U-48号，于是派出一艘护卫舰前去追击。U-48号急忙下潜躲避，逃过了护卫舰的攻击。此事并没有引起盟国运输队的注意，因而偶尔与单艘潜艇遭遇也是常有的事，不足为怪，但没料到它不过是“狼群”中的一只“海狼”而已，真正的威胁还在后面呢。
18日，“狼群”全部进入阵位，迎着护航运输队驶来的方向弧形排列，只等夜幕降临，便可以大肆攻击了。晚上8点刚过，U-48第一个发起了攻击。它只用2枚鱼雷就把一艘商船送入了海底。盟国运输队此时才意识到危险来临，不由得惊慌失措，乱作一团。4艘护卫舰忙着搜寻肇事的德国潜艇，其余的商船都忙着躲避潜艇的攻击，自顾不暇，整个船队阵脚大乱。
“海狼”们见状大喜，纷纷闯入船队，如入无入之境，疯狂地往来冲杀，只见一艘艘盟国商船爆炸沉没。经过一夜厮杀，17艘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SC-7船队损失过半，幸亏黎明的到来拯救了其余的商船。商船在白天是安全的，潜艇害怕护卫舰的攻击，一般都躲在水下。“狼群”虽意犹未尽，但明白不会再有机会对SC-7船队实施攻击，只好悻悻地离去。
可是，离开遭受重创的SC-7船队不久，“狼群”又兴奋起来了，因为它们接到邓尼茨的命令：鱼雷尚未用完的潜艇重进入阵位，准备攻击另一支盟军船队——HX-79高速护航运输队。
U-47号潜艇首先发现了HX-79船队。经验丰富的艇长普林并没有立即发起攻击，而是紧紧地尾随其后，不断地向指挥部报告船队的位置，在近40小时的追踪后，终于把其他“海狼”引来了。
HX-79船队由45艘舰船组成。其中有商船35艘，护卫舰10艘，驱逐舰2艘，扫雷舰1艘，驱潜快艇4艘，另有3艘武装的拖网渔船。强大的护航力量再加上较高的航速，使英国人对这批物资的安全运达信心十足。可没料到，HX-79船队早就被邓尼茨的“狼群”给盯上了。
19日晚，“狼群”全部进入攻击阵位，它们接连两夜对HX-79发起了猛攻。HX-79护卫力量虽强，却也难敌黑夜中“狼群”的疯狂攻击。潜艇总是避开护航舰艇，专找手无寸铁的商船进行袭击。结果，HX-79护航运输队共有12艘商船被击沉，2艘遭重创，损失不比SC-7小多少。
“狼群”再一次大获全胜。战斗结束后，邓尼茨亲自迎接凯旋而归的“英雄们”，对这些优秀的潜艇军官所立下的战功倍加赞誉。当然，他更对自己的“狼群”战术终于取得理想的效果而洋洋得意。
人物点评
邓尼茨是位才华横溢的潜艇战专家。他对潜艇充满了教徒般的虔诚和热爱，对海员们也给予了真切的关怀和体恤。他创造的“狼群战术”把潜艇作战能力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给同盟国特别是英国的海上运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难怪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战争中，唯独使我真正害怕的是德国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作为潜艇司令官，邓尼茨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将领，而且其精心打造的德国潜艇部队所具有的战斗精神和协作意识，依然值得当代军队学习和借鉴。然而，作为海军总司令，他却是一个不称职的失败者。他具有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和独到的战术思想，但缺乏很深的海军学术造诣和战略运筹能力。他为人狡诈，颇有野心，是法西斯主义的狂热鼓吹者。正是由于他在潜艇指挥上的突出才能和对希特勒的忠贞不贰，才使他爬上了海军以至纳粹德国的最高宝座。
传承隆礼重刑
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是林则徐、魏源“洞悉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发展，他们力图论证中体――伦常名教的不可替代性与西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的可行性，借以表明他们不是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叛逆者，而是卫道士，从而减少推行洋务政策的阻力，求得开通风气，延长国祚。“中体西用”在法律思想上的表现，主要是通过“稍变成法”，引进西法，发挥法律对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的作用，同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扬传统法律中的隆礼重刑，礼刑结合，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巨变。洋务派大官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仅是纲常名教的信奉者、鼓吹者，在法律思想上也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洗礼，而且自觉地应用到他们的施政中去。譬如曾国藩面对太平天国扫荡一切的风暴，便举起了隆礼的旗帜，说∶“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2）（《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此来聚集反对农民起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为保卫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战。他所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礼履之不可倒置”，（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讨粤非檄》）恰恰为他提出的隆礼的真实目的做了清楚的注脚。如果说在封建制初建时期，荀子提出隆礼是为了建立封建等级秩序，并为实施封建法制提供指导原则，那么，曾国藩提出隆礼则是在封建制度日薄西山之际，因此不是建立封建等级秩序，而是挽救封建等级秩序，并在隆礼的幌子下，实行重刑,以镇压起义的农民。曾国藩早在办团练时便主张采用管、商之法，“振之以猛”，他曾告戒地方官说∶“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政，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刈安”。（4）（《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他自己对待起义农民就是“痛加诛戮”，“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他曾向清朝皇帝表示“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6）（《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派，就是这样运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隆礼明法、隆礼重刑的两手，以行动维护纲常名教的，既以“礼”约束人们的行为，防范犯上做乱；又以刑残酷镇压不逞之徒，这种心法对后来的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有着影响。可以说洋务派传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体”。
稍变成法与引进西方的司法改良思想
“稍变成法”，引进西法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法律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稍变成法”是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一部分。十余年兴办洋务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那些动辄以“祖宗成法”为由的守旧人物对洋务的阻挠，他愤懑地指出:在“外患之乘，变幻如此”的严峻形势下，“犹欲以成法制之”，无异于“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7）（《清史稿·李鸿章传》）他忧心仲仲地说∶“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无由”。“若事事必拘于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为了稍变成法，他根据《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儒家古训，强调‘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9）（《清代四名人家书》）针对顽固守旧者所鼓吹的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等以守法为尚的论调，他慷慨陈词∶“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如此则“战守皆不可恃”，“和局”也难以持久。1864年春，他在给恭亲王奕祈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日本以区区小国，尚知及时改辄，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变计”。（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同年，他在《覆陈筱航侍御》信中又提出了仿效西方近代海陆军，“变易兵制”。（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李鸿章感慨地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计，世人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做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如果说在“稍变成法”、引进西法的问题上，李鸿章重点在于阐述稍变成法的必要性，并且涉及到翻译外国公法，培养人才等问题，至于张之洞则重点在于引进西法，改革成法，这是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的。1901年慈禧太后流亡西安以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发布上谕，表示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道上谕立即得到张之洞等的响应，他提出“整顿中法所以为治之具”，“采用西法所以为富强之谋”（13）（《张文襄公全集》卷五三《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则》）建议清廷博采外国的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编篡中国的矿律、路律、商律和交涉刑律等。张之洞久于仕途，深知“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辱之弊”是清朝最突出的司法弊端，他把“恤刑狱”作为整顿中法的第一要务，他和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摺》中，提出了引进西法，改革刑狱的九点建议。第一，“禁讼累”。鉴于刑名胥吏敲诈勒索，加剧了社会矛盾，建议革除吏役，代以警察，以便消除吏胥扰民坏法的弊政。第二，“省文法”。即“减宽例处”，以消除“拖延命案，讳饰盗案”，或发案不报酿成祸端的积弊。第三，“省刑责”。除盗案命案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吓外，凡初次讯供及牵连人证，不准轻加刑责。第四，“重众证”。除死罪应有输服供词之外，军流以下各罪，如果众证确凿，又经上司层递亲提复讯无疑，犯人虽无口供，仍可按律定罪。第五，“修监羁”。即改善监狱羁所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第六，“教工艺”。让犯人学习生产技能，“将来释放者可以谋生改行，禁系者亦可自给衣履。”第七，“恤相验”。减轻诉讼当事人负担的相验费、夫马费、招解费。第八，“改罚锾”。除命盗案、窃贼、地痞、恶棍、讼棍不准罚赎外，其他民事案件如户婚、田土、家务、钱债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徒流，均可改刑责为罚锾。第九，“派专官”。管理、稽查监狱事务。上述整顿中法“恤刑狱”的九条建议，基本属于程序和量刑方面的具体措施，是在西方法文化影响下提出的，是洋务派“中体西用”论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正是基于中体西用，所以这九条建议并没有触及清朝司法制度的实质，而只作了相应的改良。尽管如此，仍然为晚清司法走向近代文明作了舆论准备。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法律思想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清朝的军政大员，既参与国策的制定，也负责国策的实践，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使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现实非常敏感，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把自强的着眼点首先放在军事上，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方针，为近代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法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李鸿章编练淮军时，突出的特点是在兵器和军事训练方面模仿西方。李鸿章说：“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西洋火器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力独绝，故能横行于千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由以自强”。（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淮军营规的内容，主要为军事刑法。如赌博罪、奸淫罪、结盟拜会罪、制造、散布谣言罪、克扣军饷罪、吸食洋烟罪、开设烟馆卖烟罪和携财潜逃罪等。淮军制订的军事法规，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学习西方，但实质上仍然是封建性的军事法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为了防御日本的侵略，决心创建近代海军，洋务自强活动也进入以建立近代海防为中心的新阶段。李鸿章在筹建北洋海军过程中，力图仿照西方国家的海部，统一海军的章程和指挥管理，他说“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扰”，但限于体制及经费，海部虽未建成，却于当年建立了海军衙门。1888年9月海军衙门遵照“参酌中西，画一规制”的指导思想制订颁布了《海军章程》。章程共14款，分别为船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大半采用英章，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15）（《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内容细致完备。《北洋海军章程》也体现了落后的封建意识，如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称“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具体表现在北洋海军的官职名称、水兵的招募方法及军队内部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等。以求富为核心的经济法律思想洋务派的经济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洋务派向西方学习逐步深入的过程。本着“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的信念，（1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积极发展煤矿、运输、电讯、纺织等主要经济部门的民用工业，挑战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观念，把“富民”作为兴国的根本。虽然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专制主义统治，谋求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应该看到，洋务派在“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的情况下，与洋商进行“商战”，“分洋商之利”，不仅收回了一部分丧失的利权，而且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整和控制企业，是洋务派经济法律思想中新的内容。培养近代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思想洋务派始终把培养洋务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李鸿章一再强调∶“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43）（《筹议海防折》）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以应急需，在李鸿章等的倡议下，1862年7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了以教授外语为主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洋务学堂”。为了适应洋务外交与立法的需要，同文馆成立以后，便以翻译西方法学著作作为了解西方情况和输入西学的重要途径。张之洞说∶“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为自众，然后可供国家之用”。（44）（张之洞《上海强学会章程》）经同文馆翻译的外国法律和法学著作多达18部之多，如《公法总论》、《佐治刍言》、《国政贸易相关书》、《各国交涉公法论》、《法律医学》、《各国交涉便法论》等等，其中一些书籍成为戊戌变法和二十世纪立宪运动的必备参考书籍，帮助中国人通过最简洁的方式、最直接的渠道认识和了解西方法文化，积极地推动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在这些以学习西方文化为目的的洋务学堂里，都将《万国公法》列为必修课程。（45）（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人教版81,3）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从实际需要出发，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曾国藩与李鸿章奉命拟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规定“自同治七年始至光绪年止，每年挑选幼童30名，共合120名”，“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46）（《洋务运动》二）章程把幼童年龄限制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之间，后改为十二至十六岁，肄业年限为十五年，毕业后回国听候派用，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或私自先回另谋职业。自1872年8月12日到1885年，清朝共有209名官费留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留学生们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发展与实现洋务派富强之梦起了重要作用，涌现出詹天佑、武廷芳等优秀人才。
好看
每个人都有穿衣自由的权利，只要不影响治安，不扰乱公共秩序是不讲究穿什么的。中国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国家。不要因为年级限制了穿衣风格。
海军衫一般指海魂衫。 海魂衫最早的由来可追溯到法国西北方的布列塔尼地区（Britanny），海魂衫的英文名便叫Breton Top。该地区的水手们从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衫了。
如果黑圆领T恤要配假领，白色是适合的，也可以灰色，卡其等浅色系的。
1.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是中国清朝后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一支。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也因此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层军官内多有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舰队内一直亦有外国人担任军官作技术专家及指导。北洋舰队的军官多能操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亦是以英语发号。
北洋水师成军后拟定《北洋海军章程》，奕譞与李鸿章奏请旨批准。内容包括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等相关事项。
参加的主要战斗：
1.丰岛海战
丰岛海战发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7月25日）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中国海军舰船的一次海战。这是是一次日本首先挑起的战役，并因此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
2.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中日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共损失5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多艘战舰重创，但未沉一舰。北洋舰队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3.威海卫海战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1月下旬，日军侵占旅顺(今属辽宁大连)后，其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即将进入冰封期，不便于登陆作战，遂决定暂缓执行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作战计划，而将战略进攻方向转至山东半岛，海陆配合攻占威海卫，企图歼灭北洋海军。此役，日军从侧后登陆，成功地对威海卫实施水陆夹击。清军由于兵力单薄，陆海军缺乏协同，北洋舰队困守港内，终遭全歼。
2.新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1949年4月23日）
华东军区海军（简称华东海军）是新中国第一支人民海军部队，是海军东海舰队的前身。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华东海疆，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贯彻边建设边战斗的方针，并担负护渔、护航任务和协同陆军解放沿海岛屿等。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张爱萍为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第三野战军所属部分部队为基础（苏北海防纵队，刘公岛起义时的海军教导队等为种子），贯彻团结改造国民党原海军人员并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的建设方针，利用国民党起义投诚缴获的舰艇，以及征用、购置的舰船组成，随着舰船的修复又增加步兵第30军（6252人）和第35军（5398人）来扩充华东海军领导机关和部队。
华东海军机关先在江阴，后到上海接收舰艇，后又随军区机关迁南京，在原国民党交通部大楼办公。
实力：
至1950年4月，华东海军拥有第四、五、六、七四个舰队，百余艘舰艇，人员共2万左右。
第四舰队1950年4月在上海组成，是海军舟山基地的前身，10月28日进驻舟山，当时有战大四舰登大四舰，以及炮艇舟大等舰船38艘1300余人，司令员高志荣，政治委员张克辛。
第五舰队系东海舰队第五支队的前身，由“井冈山”型山字号登陆舰6艘和“黄河型”河字号登陆舰6艘及部分登陆艇组成。初建时称华东海军第1纵队江防舰队，胡大荣任司令员，谢立全任政治委员，组建后驻上海虬江码头。
第六舰队系东海舰队第六支队前身，由“广州”、“沈阳”、“长沙”、“西安”、“武昌”和“济南”舰组成，是原华东海军的第一、第二护卫舰大队，饶子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建后驻上海高昌庙大来码头，后进驻舟山塔山。
第七舰队由“南昌”、“延安”、“瑞金”、“盐城”、“邯郸”、“兴国”共6艘护卫舰和炮舰组成，在南京成立后驻上海吴淞张华滨，司令员饶守坤，政治委员张雄，第二年进驻舟山，与原第四舰队合编为舟山基地兼第七舰队。
历史：
1949年4月28日，在新接收的原国民党海军江阴要塞司令部礼堂召开大会，宣布了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及司、政、后办公机构名单，部署了部队组建，接收起义人员、装备等各项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翌日，张爱萍便率海军机关进驻原国民党海军部门比较集中的上海市。
1949年8月10日，为便于接受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的领导，华东军区海军机关从上海迁至南京，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办公大楼。
1950年人民海军司令部成立后，华东军区海军由海军总部、华东军区共同领导。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将华东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成为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