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01-28 22:55:16 分类：军事 浏览：191 评论：0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还有下面的这些观点：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政治： 那时的资本主义力量也同样处在童年时期，已建立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才四个，其余国家和地区都还处在封建主义或封建主义之前的发展阶段，从力量对比来看，资本主义所占的分量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它的生命力是强劲的，它终将取代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基本上不外乎革命与改革两种方式，英、法等国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但是多数国家走的是改革的道路，革命常常能显示出将封建统治一举击溃的威力，这是改革的方式难以比拟的，因为改革基本上是由具有明智头脑和长远眼光的原封建统治者进行的，由于不发生政权易手的斗争，就使得改革的方式有着演进、温和的特色，而且其措施都是首先从经济方面着手进行，一时间极少涉及政治方面。因此以改革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必定是个较长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还会留下较浓厚的封建残余，但改革很少引发大的动荡，有利于保护生产力，这一阶段还没有通过改革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事例。
民族解放运动：当时的殖民主义者实行的统治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一种是偏重于把殖民地当作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场地；一种是以抢劫掠夺财富为主。前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的殖民者，如英、荷；后者是封建国家,以西、葡为代表，两者都从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财富，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只是目的、手段有所不同.由于这种不同，就使殖民经济的后果有了区别.在英荷的殖民地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而在西葡的殖民地，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这就使得美国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运动的结局显而不同,在美国建立了资本主义合众国,而拉美各国建立的是独裁性质的有浓厚特点的专制政权（考迪罗制）。尽管如此，推翻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仍然是进步现象，是民族运动的胜利。
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主潮流同样体现了封建制度的衰亡和资本主义兴盛的客观规律，17世纪时启蒙运动从英荷兴起。18世纪更是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一大批法国的伟大思想家将启蒙运动推向顶峰。
国际关系：这一阶段之中，发生了一场震撼全欧洲的国际战争——拿破仑战争。不管对拿破仑及其政权作出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拿破仑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势力，他的对手反映的是各国封建王朝的意愿，至于英国，只要是将法国视为竞争对手。拿破仑的失败表明：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力量最为强劲的欧洲，也还是封建势力更强大些，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了。从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来看，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无力将封建制度彻底消除，资产阶级要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只有到工业革命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阶段：蒸汽机时代（19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19世纪的历史实际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开始的，这两大事件的影响，从经济和政治上极大的加强了资本主义力量。尤其是工业革命，使有关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力量的加强，推动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和革命，自由主义运动日趋强大；工业革命造成的新阶级——无产阶级从诞生后不久便开始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工人运动使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义的生命线。资产阶级掀起了殖民扩张的狂潮，引发了民族运动的高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三股交错存在的历史潮流。其中自由主义潮流是主流。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以及工业革命前老式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
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运动.在还处于封建统治下的国家里，其根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在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势力与工业革命前的旧体制作斗争;从国际范围看，则是推翻1815年维也纳会议炮制的反动秩序。
史实：19世纪20年代的西班牙革命，意大利革命和希腊独立革命，30年代法国的七月革命和七月革命影响下的比利时革命。
1848年欧洲革命，英国则进行了一系列适应工业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如1832年第一次国会改革，1846年废除“谷物法”，40年代开始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1867年第二次国会改革。
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废好，德、意统一，法兰西第二帝国推行的新型经济政策，（这是工业革命得以完成的重要原因），1867年奥匈二元制帝国建立，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等，这一切都是蒸汽时代资本主义取得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即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确立，既包括上述一系列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还包括世界上的大片领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不少政治上独立、却在经济上被资本主义列强所左右的国家（如拉美），这样，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真正的工人运动是从三大工人运动开始的。
史实：三大工人运动即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及其活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一阶段的工人运动大体有如下的特点：
(1)自发性；（2）暴力多；（3）政治斗争为主。
出现这样一些特点,是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除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之外，其余开展工业革命并出现了工人运动的国家。在政治上并未进行大的顺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变革,依然保持着以往传统的统治方式,有的国家（如德国）还是封建性质的.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立法，处理社会反抗运动时，以高压政策为主，即使是新型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受到压制。资产阶级当然更不被当权者放在眼里，政治上没有权利，公民的选举权也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包括财产资格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人很自然的认定，自己的悲惨遭遇是由于没有社会地位、缺乏政治权利造成的，一旦起来斗争，便将争取政治权利和选举权利的口号喊了出来，甚至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或者直接去争取政权.所以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多半是政治斗争。
同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仍然保留着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为主的剥削方式，如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增加劳动强度，雇佣童工、女工等手段，这也是劳动生产率相对不高的反映。这种非人的待遇，使工人胸中充满愤怒,一旦起来斗争，满腔怒火便爆发出来。这是工人运动多采取暴力斗争的原因。（巴黎公社革命典型的体现了上述特点）。
民族起义：最为突出的地区是在亚洲，即亚洲革命风暴。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寻求和扩大海外市场成了资本主义的当务之急，列强的殖民扩张基本上是将商品输出放在首位。在西方列强使被侵略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都把开辟通商口岸放在首位，正表明了这一时期殖民主义的特点。
亚洲革命风暴有其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造成其失败结局的原因。总的来说，这些斗争都是传统的中世纪反抗斗争的继续，缺乏近代的内容。
①有些运动仍带着改朝换代的封建性传统；
②一些起义打着宗教的旗号；
③所有的运动都没有提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
④运动的领导者都是农民领袖或王公贵族。
指出这些特点，决不是贬低亚洲革命风暴的意义，那些反抗者及其领袖们，仍是名垂史册的英雄.这些特点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其根源是那时亚洲各国除日本之外还没有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这说明民族运动有一个从旧类型向新类型演变的过程，并不因为发生在近代史时期便都是一个模式。
意识形态：第一阶段的启蒙运动将“天赋人权”当作主题，几乎完全是针对封建专制与特权的,突出反封建的主题。进入蒸汽时代以后，机器生产将商品输出提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由竞争的学说随之兴盛起来。同时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以适应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也提上了历史日程.反映到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思潮也就增添了新内容,即不仅要反对特权和封建传统，而且要将自由主义当作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的导向性理论。
还有一股是社会主义思潮，工人运动兴起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此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各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后，也只是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个，并未能取得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只有一些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学说，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的估计上有误差，未能预计到大工业的发展，生命力的迅猛提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大为增强。所以在半个世纪以后，恩格斯非常实事求是地宣告，原来的估计是不对的，“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公社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公社的失败早已注定。即便不犯任何错误，也必然要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国当时处在两次工业革命之间，小生产还占绝对优势，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处在向上发展时期，远没有进入成熟阶段，无产阶级夺权的时机并不成熟，这次革命并不是由于生产关系阻击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阻击了经济基础的演变而爆发的。而是由于第二帝国晚期的腐败和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国防政府”的无能，激发了巴黎人民的义愤而引起的。
国际关系：为争夺殖民地和欧洲霸权，列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甚至爆发了一些局部性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典型代表。
第三阶段：电气化时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已演变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上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垄断组织作为组织经营的手段，政治上以民主代议制为主要政治体制，实行政党政治，公民参与，自由竞选，可以说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基本定型.资本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变本加厉，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最终确立。
社会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在特点上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有组织的斗争增多了，其次是合法性斗争成为主要形式，暴力性武装斗争几乎不现，最后是经济斗争已多过政治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这主要是西欧、北美的情况.东欧的俄国另当别论，那里盛行专制主义，既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也不允许随意罢工，更不用说抗议和反对政府了，因而那里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只能以秘密的地下斗争方式开展，走武装起义道路。西欧、北美工人运动出现这些特点，是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造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也大为改善，工资提高的速度明显超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根据人之常情，人们生活上能够维持温饱，必需的方面还差强人意，那么谁还肯甘冒死亡、坐牢的危险去进行斗争呢？历史上的武装起义、暴动，都是“逼上梁山”的结果.政治上，各国的政治改革使男公民基本上获得了普选权，集会结社和出版报刊的权利也已获得.第二国际曾在法、德、英、瑞士等国开过多次代表大会，从未受到官方的禁止和侵扰，既然当年奋力争取的政治权利已基本获得，且以成为工人运动正在运用的工具和手段，那么斗争目标自然就更多地集中到了经济要求方面。
民族主义：这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旧式民族运动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与革命。同时19世纪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诞生，通常是无产阶级诞生在资产阶级之前，因为先行设厂的外资企业所雇佣的工人都是当地人。
民族资本主义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落后国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事物。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族运动的旗手，提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奋斗纲领和口号，这就改变了民族运动的性质，其突出事件是亚洲的觉醒和古巴、墨西哥的资产阶级革命。
体现新型特点的民族运动，常常有个从改良到革命的发展过程，印度国大党温和派19世纪末领导的运动，以及20世纪初国大党激进派以提拉克为首进行的斗争，就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中国近代史上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和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由改良转变为革命的典型表现。
意识形态：同样，由于环境与条件的改变，社会主义思潮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张以渐进的、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学说兴起并流传开来,这就是修正主义学说。另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哲学领域中的民众的权力意志哲学和超人哲学，体现帝国主义争霸的背景）。
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三对基本矛盾，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导致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疯狂扩军备战，终于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西方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西方政治学最早发源于古希腊，创始人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其所著的《政治学》被公认为是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之作。从《政治学》开始，按照历史顺序，可以把西方政治学的历史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一）古代西方政治学
公元前5世纪，地中海沿岸分布着数百个奴隶制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打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社会的血缘关系，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宗法关系，较早地建立了权利关系和契约关系，促成了城市文明、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这些都为西方古典政治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沃土和摇篮。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了《理想国》和《政治学》等著作，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思想家，其主要政治思想是对“理想国”的描述，主要著作有《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篇对话。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正义之邦”，即“理想国”。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城邦国家中，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哲学王是治理国家的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武士保卫国家，劳动者进行生产，这是柏拉图的理想政体。但如果这三个等级发生了混乱，理想政体的模式会被打乱，代之以军人政体、寡头政体，进而导致民众革命，产生民主政体。柏拉图后期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他设计了“第二等好”的城邦：采用混合政体以取代有可能导致专权的哲人政体；以恢复私有财产和家庭代替了理想国的公产公妻制；按照财产的多少而非天赋划分等级。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学生，代表著作是《政治学》。他考察分析了150多个不同形式的城邦国家，从伦理和利益的角度，研究了国家的基本理论，即国家的起源、性质、目的和任务；研究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划分的原则，并对各种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了如何建立以及管理国家等问题，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具体内容有：①国家的形成如同雌雄结合，是自然的产物，“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那么，现在这个完全自足的城邦正该是至善的社会团体了”。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是自然形成的至善的社会团体。②他认为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人群的善，国家这一社会团体的目的在于达到最高尚、最广泛的“善业”。他指出：“政治学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③政治权力的分配制度即政体决定着城邦的异同。亚里士多德对各类政体进行了区分和研究之后，认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共和政体能够照顾公共利益，其差别只在于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人数不同；而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都只会为统治者谋利。④最好最易于实行的是共和政体，特别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最为稳定。⑤政体发生变革基于人们对“正义”与“平等”的认识的分歧。寡头会认为基于财产多寡的政治权力不平等是正义的，平民则认为基于人身自由的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才是正义的。⑥私有财产和家庭是人本性和城邦的性质，不能取消，但要避免财富的两极分化。⑦城邦要实行法治，并由有公民权的人轮流执政。
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制度已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任务在于努力维护并竭力赞美城邦制，把它看作是至善的化身；同时，他又在尽力寻找一种能够挽救奴隶制城邦的政体，认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力图以此化解两个极端的矛盾，维持国家的稳定。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古代政治学说有这样一些特点：①它始于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因为它是以城邦国家作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②它强调政治的最高目的和价值取向在于特定的伦理道德，因为它认为政治是研究群体的善，国家的应然状态是至善的社会团体；③它维护奴隶主统治和奴隶制国家；④在研究方法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所不同。柏拉图主要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并且把政治与哲学、道德、教育以及家庭等问题糅合在一起，在他看来，政治学就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主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150多个城邦国家的比较，研究了不同的政体类型，并开始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开，使政治研究的概念趋于系统化。所以，在方法论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研究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研究方法，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研究方法两大倾向的基础。
（二）中世纪西方政治学说
欧洲的中世纪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封建性，其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占有生产资料；另一个是宗教性，教会是最大的封建主。所以，在欧洲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神学，一切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奴婢，政治学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政治学说是神学政治观，其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
奥古斯丁（354-430），是西罗马帝国末期的思想家，教父学的代表，其主要著作有《忏悔录》、《上帝之城》等。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是“双国论”。其内容有：①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国家，即神国和俗国，神国是上帝之国，俗国是地上之国。②神国是光明的、永恒的，它由上帝的选民组成，代表是教会；俗国是黑暗的、短暂的，它由上帝的弃民组成。③在末日审判时，神国会享受永生幸福，而俗国将要遭受永世的苦难。
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是意大利中世纪的神学家和经院主义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神学大全》、《论君主政治》等。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①关于国家的思想：他认为上帝是万物的源泉和归宿，所以，信仰是高于一切的。那么，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包括奴役制和等级制，这些都是天意。他说：“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所以，在他看来，国家既是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更是上帝的创造。②关于政体问题：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君主政体，因为它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是这一职责的完成必须依靠神的统治，神在人间的代理是教会，所以，君主必须服从教皇。公民完全有权力在教皇的支持下杀死暴君。③关于法的思想：他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合理安排公共幸福，这根源于人的本性，但究其本质它仍是上帝的意志的体现。所以，他认为法的本质是受理性节制的意志。他把法分为永恒法（上帝之法）、自然法（上帝之法在人类中的表现）、人法（国家法）、神法（教会法）四种，并认为永恒法是一切法律的源泉，它代表着上帝对宇宙的统治规则，其他的人的法律都必须服从上帝之法。
总之，中世纪的政治学说的基本特点有：①鼓吹信仰高于理性，以宗教教义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②强调君权神授，认为教权大于王权，给王权也加上了神圣的光环；③主张神创等级制，以上帝创造万物为借口标榜封建等级秩序的合理性；④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研究多诉诸神秘的直觉，后期即阿奎那时期则运用哲学的严密思维，采用抽象的概念分析方法，推导上帝的存在，论证国家、政体以及法的政治思想。
（三）近代西方政治学
14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伴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个新的阶级——市民阶级迅速兴起并不断走向壮大。新的生产交换方式和新的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封建神权政治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严重的冲突。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力，并对政治和国家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16世纪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着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先声。在这场运动中，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得以脱颖而出。资产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政治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要求，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下面就以时间为顺序，把近代政治学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进行说明。
1、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
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基雅维利和博丹。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者，主要著作有《君主论》，有的译为《霸术》。其鲜明特点是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上帝出发研究社会政治。在方法上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而不再采取经院教条式的推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学说是基于他的人性恶理论。在他看来，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只能依靠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君主权力的基础是军队和法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他甚至强调成功的君主要具备狮子和狐狸的功能。所以，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的职责是阻止人类因贪欲而引发的无休止的争斗，最终目的是建立秩序。马基雅维利认为理想的政体是共和政体。
博丹（1530～1596）是法国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是近代资产阶级主权理论的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共和六论》。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是：①主张以人的眼光研究国家问题。②提出了主权理论。认为国家主权是指一个中心（或是一个君主，或是一个集团）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是一种永久性的绝对权力，对于公民和臣民而言，它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政府可以更换，主权永远存在。国家主权通过法律得以体现，并维护社会稳定，使国家合法化。③以主权的归属作为依据，将政体划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三种类型，赞美合法的君主制政体是最稳定、合理的形式等。
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例如，他们开始尊人重世，开始以政治权力作为研究的核心取向，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之外，开始运用经验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等等，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神学政治学说的突破。当然他们的思想也带有阶级局限性的一面，例如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权术论——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等，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赤裸裸的表现。
2、17～18世纪的政治学说
17～18世纪是西方政治学的繁荣时期。这段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取得了经济上的统治权，进而在政治上也要求取得相应的统治权，于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开始提上欧洲社会发展的日程，这给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一大批欧美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对政治的认识，丰富、发展了西方政治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兰的格老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杰斐逊、汉密尔顿等。
格老秀斯(1583～1645)是荷兰政治思想家，自然法学派创始人之一，近代国际法理论的奠基者，主要著作有《海上自由论》、《战争与和平法》。他的政治学说主要有自然法、主权理论和国际法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和人的理性，它体现了正义和公正，用以维护社会安定，从而反驳了神的意志的至高无上性；在主权问题上，提出主权是自己的行为不受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能被其他人的意志视为无效的一种权力。但同时，为了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性，他反对“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这样会导致国家的混乱和秩序的破坏；在国际关系方面，拥有独立性的主权国家是国际活动中的行为主体，国际行为受国际法约束，国际法以自然法为基础，规范调整各国之间的关系，维护国际秩序。
斯宾诺莎（1632～1677）是荷兰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主要著作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政治学》。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认为生存权是人性的根本原则，是人的最高的自然权力。其主要政治思想有国家论、政体论、自由论。国家是人们为保证生存的安全，通过理性地建立契约而形成的，所以，国家权力必须强有力，才能保证人的生命和社会的安全；最符合人的自由的最自然的制度是民主政体，但要格外注意民众的冲动情绪，这有可能会破坏民主；思想和言论是自由的，是每个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但它们必须受法律的限制，不能危及统治者的权威和国家的安全。
霍布斯（1588～1679）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自然法与国家法的原理》、《论公民》等平安全，必须建立起一个大于个人权力的公共权力，于是人们达成社会契约，成立了国家。国家权力的握有者即主权者的权力是由人们通过契约赋予的，这种权力一旦被赋予，就具有绝对性。
洛克（1632～1704）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主要著作有《政府论》等。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建立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天赋人权思想。他认为：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作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力是不可转让和剥夺的，其中，财产权是核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政府的存在价值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因此政府权利应是有限的；为了保证国家实现其民主，防止专制，应当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对每一种权力进行严格限制。洛克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的理论，奠定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代表了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具体指国家的法律、政体、自然环境、社会方式、宗教习俗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政体原则是一种精神力量，推动着国家的活动。君主立宪制是最合乎理性的政体。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提出的分权学说，系统论述了三权分立思想。他主张按照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来组成国家机构，其中，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掌握行政权，法院专管司法权，利用权力之间的相互约束保证它们不被滥用。他认为，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实现这一目的。
卢梭（1712～1778）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他强烈抨击私有制，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他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主张在新社会契约基础上建立人民主权的、实行法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潘恩、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是18世纪美国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的政治思想有很多共同的特征：①运用欧洲现成的政治理论为美国的政治实践服务，较少进行抽象的理论论证，多具有务实性；著作较少鸿篇巨幅和系统严谨，多以小册子、政论文、文件等形式出现。②围绕着美国独立和建立联邦制共和国展开论述。③运用欧洲流行的自然权利理论论证每个人在追求幸福的能力和机会上是平等的。④将权力平衡作为构建联邦政府的基本原则，认为按照这一原则建立的联邦政府才是完美的政府。但他们的思想又各具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了发挥和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潘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阐述天赋权利与公民权利关系理论的思想家，认为“天赋权利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则是“人作为社会一分子所具有的权利”，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政府或法的力量。杰斐逊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奠基人，他的民主自治思想和其他民主思想相比更为具体，更具现实性。为保证人民自治的实现并防止暴政，他提出了限制中央政府权力、中央和地方分权治理以及人民参政等原则。汉密尔顿政治思想的特色是他的性恶论和精英论。性恶论以人性的自私为依据论证了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持国家秩序的必要性，这是对霍布斯观点的继承和发展；精英论则把富人和有地位的人排除在人性恶的范畴之外，从而肯定了政权应该由这部分人来掌握的合理、合法性。
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以人性论及自然法为理论基础，结合政治实践的需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构建和政治方案的设计。尽管这些政治学家所论述的角度和问题各有侧重，其政治态度也有激进和保守的区别，可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①强烈、全面地批判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观念。②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创造了自然法学说，强调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进一步揭批神权以及封建等级制。③肯定人们对正义、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追求，形成正义论、平等论、自由论、民主论、天赋人权等理论。④认为国家是人们缔结契约的结果，契约一旦生效，国家权力至高无上。⑤分析政治权力的类别、特性和功能，提出了配置政治权力、构建政体的若干原则。⑥重视法的作用，主张要依法建国，依法治国，按照法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的保障，同时，这些权利的活动范围也必须以法律为边界。⑦这些思想学说的本质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市场规则在政治思想上的投射。
3、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政治学说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欧美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成为统治阶级，同时，随着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面临的主要政治任务是维护并实现自己的利益。历史主题的变化使得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从阐发和倡导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等价值观转向了论述和分析资产阶级个人利益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于是，一些政治学家开始运用社会学的世界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边沁、密尔、孔德、斯宾塞。
边沁（1748～1832）是英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道德与立法原理》等。其政治思想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之上，他认为：欢乐和痛苦是人类的两大主宰，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始因和目的；幸福的内容是生存、富裕、安全和平等；每个人的利益和幸福的实现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幸福的发展，因而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是正当的；评判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唯一标准是看其能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反对天赋权利论、社会契约论以及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家是一种恶，它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主张奉行国家放任主义，对经济生活毫不干涉；认为应实行法制和分权的代议民主制；提出了改革议会的一系列主张，如由立法权控制行政权、议员不担任行政职务、议员不受政府控制、扩大成年男子选举权等等。这些政治思想奠定了边沁作为功利主义学派主要代表的地位，他的议会改革方案直接成为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指导原则。
密尔（1806～1873）是英国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著作有《论自由》、《功利主义》等。自由论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主张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提出不仅要反对国家的压迫，保证政治自由，还要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他指出：个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个人行为只有不涉及他人利益，个人才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而无需对社会负责；当个人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这种行为应受到社会控制，个人也要受到社会或法律的相应惩罚。他还第一次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探讨自由并对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关系进行了界定。另外，密尔还发展了边沁的功利理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进行了修正，认为放任原则的实施应有一定的限度，国家的干涉有其积极作用，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创造幸福、追求自由的机会。在政府理论方面，密尔阐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一般原则和具体问题，认为议会具有控制政府和批评政府两大职能，强调议会民主制中知识的作用和智力的权威，推崇“杰出人物”的统治等等。晚年的密尔还一度主张将自然资源、矿山、铁路国有化，提出“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等主张。密尔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传统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过渡，是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其本人也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最具影响的代表之一。
孔德（1798～1857）是法国思想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实证政治体系》。其政治思想主要由实证主义体系和社会团结思想组成。实证主义体系方面，指出科学的知识必须以“实证的事实”即经验的事实和经验的现象为基础，现象以外的本质和终极原因是不可能被认识的。主张把人类认识的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学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分为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时代和科学的工业时代三个阶段。所以，孔德认为以往的政治学都是以想象为基础的臆测的政治学，主张建立以观察为基础的实证政治学。社会团结思想方面，指出社会起源于人的社会本能，社会的精神权力应由科学家来行使，世俗权力应由资本家集团掌握，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培养并提高人们的社会感情，保证社会的秩序和进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广泛流传，对现代政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宾塞（1820～1903）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主要代表，著作有《社会静力学》等。他用自然科学概念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提出了有影响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指出：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机体，不同阶级之间的协作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均衡状态；生物竞争原则完全适用于人类道德规范，优胜劣汰是人类道德的体现。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是最完美的社会。以社会进化论和有机体论为基础，斯宾塞认为国家和政府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国家是一种自然单位即个人的合成物，个人合成的唯一法则是平等自由的法则，即每个人的自由只受到其他人获得同等自由的必要的限制，以此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大幸福原则。他用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看待国家和政府，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但又主张政府作为有节制的必需品，应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以避免自然规律的选择失去作用。
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集中反映了工业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通过确立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依据，运用社会学世界观，借助自然科学的概念、逻辑和方法，把西方政治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在这一时期，随着资本运动的展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凸显，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也逐渐凝结成了自己的政治学说，这就是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学说。这些政治思想主要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期望通过社会变革达成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变革计划包括诸如建立社会公有、共同劳动的共和国等等。这些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现代西方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