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近代关系 (中美近代关系的背景)

中美近代关系

1949-1979年期间，即二战结束后至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美国国内始终存在关于“如何对待红色中国”的辩论。国际大环境和双方共同利益，最终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1979-1989年是建交初期，中美双方开始经贸和人文交往的谈判，以人文交流为例，1979年后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大大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了解。与此同时，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也逐渐演变成了中美冲突的两大症结。

1989-2009年期间是中美建交基础消失又重建的过程，1991年苏联解体，中美建交最重要的基础和共同利益消失，双方关系岌岌可危。而第三次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在人权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长期拉锯战等历史事件更是对中美关系构成很大的冲击。在此阶段，双方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中美关系将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2009-2018年是中美全面竞争的时期，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中国逐渐成长为一个大国，开始对美国的地位发起挑战。随着各领域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美关系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的特征。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失业率提高、居民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冲击。中国则在此时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中国仍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扩展资料：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这次中美关系的大调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前者正处于冷战刚结束，美国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国开放刚十年，国力羸弱，美国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关系的走向。但这次，美国正处于危机所导致的焦虑时期，而中国远非30年前之中国。力量对比的大变化意味着，围堵心切却因无力感所产生的焦虑情绪和行为，可能使美国的行为具有更多的非预期性。

就中国而言，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能力和工具去应对新挑战，此时最需要的是理性和耐心，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同时，也要习惯一些“新事物”。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都是以合作为主，以后或许不得不习惯“以对抗代替合作”的新关系，做到斗而不破。

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认识到，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直到形成一个稳定的“新阶段”之前，“新事物”带来的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已经大大增加。

在这个新阶段里，美国并不必然要放弃很多领域内的“接触”政策，但是“战略围堵”的成分会加大，比如在新近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预计，类似的“围堵”设计将不会是个案，美国所谓的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所禁止的中国投资项目将会更多。

就算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并开始“围堵”中国，美国精英态度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根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2018年的数据，在1994-2002年，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的比例高达57%，之后开始回落，2012-2014年间是41%左右，2015-2018年则是39%。

可见，尽管民意可以动员并发生重大变化，但美国目前的民意基础不支持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不过，美国精英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策大转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资料来源：光明网-四十不惑的中美关系：历程、现状与走向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杨光斌：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美近代关系的背景

中美两国关系是趋于友好与合作的。但由于历史原因、政治文化等因素也有歧见和矛盾。总体讲，是合作多于冲突，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得益苏联的影响和帮助更大，中美是两个阵营的。后来中苏分道扬镳，毛泽东、尼克松高瞻远瞩改善了中美关系，实现了中美建交。

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力争成为一个富裕强大文明的国家，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维护世界和平。美国的目标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实现美国梦，包括国民幸福，国家安全，以及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包括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

因此，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在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相互争论，国家利益上不少冲突。因此不少人戏称为“美中不足”。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发展大局，对美国也十分重要；从中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双方要加强沟通，建立互信。

建交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日益重要。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之间的裂痕加大。从美方来说，美国经过二十几年对新中国的孤立政策，逐渐意识到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当时美苏争霸中，美国处于劣势，不得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

1966年2月12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应在坚持抵制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同时，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 邦迪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松动的开始。

自邦迪的讲话起，美国官员改用“北京”来称中国的首都，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沿用“北平”的称呼。作为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中国政府于1966年春传达给美国政府一个信息：如果美国不侵略中国和越南北方，而且不轰炸红河河堤，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