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三大战略 (美国的大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三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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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

美国全球战略从开始酝酿到正式形成，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支离破碎到系统完整、从军事战略到全球战略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战后时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划分的依据，是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结果，更反映出美国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驱使下从本土扩张到海外扩张、从海外扩张到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深入探讨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对比研究了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从“冷战型”逐渐转向“冷战后型”的轨迹。

全球战略是指大国调动和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和增强本国利益，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全球性大国才可能形成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大体上可分为酝酿(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战后期(从冷战结束迄今)四个阶段。

一、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略研究方面是西方国家中起步很晚的。由于东西濒临两洋，南北相接弱国，美国从独立到19世纪末，安全上从未遇到过严重的威胁，也未出现过迫切需要到海外作战的情况。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保持“超然地位”，不卷入欧洲旧大陆的纷争；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美国尽可能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联系、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同盟，以维护美国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自由。因而，从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到19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美国奉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大战略，即：“西半球防御”，其根本目标就是防止东半球再入侵西半球，获得对北美的支配地位和对西半球的霸权。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全球战略也进入初步形成阶段。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决定到更大的国际舞台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形势发展推动着美国“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形成，它从大陆扩张转为海外扩张。彼得·特鲁博威兹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创建了一个大陆帝国，遂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边界”。美国全球战略初步形成的动因和依据是：

第一，美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实行海外扩张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内战中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接近于英、法、德三大强国的总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美国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质保障，此时美国的领土向西扩张到太平洋岸边。同时，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崛起于世界舞台，英国开始走下坡路，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

第二，美国拥有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欧洲正在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均势。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出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1896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发表《文明与衰落的规律》一书，论证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赶快走上国际舞台，击败主要竞争者，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年轻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别是英国在全球的扩张之后，于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提出著名的“海权论”。马汉还撰写了一篇篇论文，用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的蓝图。他认为，一个国家若想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掌握海权；控制海洋是海权的军事因素，利用海洋是海权的经济因素；美国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亚当斯与马汉从不同的角度对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与美国的地位加以论证，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对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后出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海权论”适应了美国渴望重新瓜分世界的政治需要，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折的重要征兆。

第三，美国的军事战略已初露端倪。美西战争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战争，“予有准备”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采用的军事战略的最大特点。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就着手制定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1896年海军军官威廉·金布尔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的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目标应是使古巴获得独立，夺取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应是古巴和菲律宾；战争的关键是夺取制海权，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战争样式是海战，海军的行动将决定战争的进程。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基本是按照这一战略设想来指导战争的。美国不以攻击西班牙本土为目标，而是以攻击西班牙几处海外殖民地为目标，作战方向和地区处于西班牙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因此，美国在美西战争中的战略被称为“外围战略”，即直接攻击西班牙帝国脆弱外围的战略

第四，美国开始突破门罗主义的限制，将注意力从美洲转向其他大陆，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1823年美国提出了指导在西半球进行扩张的“门罗主义”。1898年4月，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夺取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等地，将触角伸进了太平洋地区。1899年，美国务卿海约翰又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其他西方列强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以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美国的对外政策进入了海外扩张的地区主义阶段。

二、美国全球战略的正式形成和发展

一战前夕，著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欧亚大陆，第一个区分了陆权与海权的观念。他问道：从地理关系的某种一贯性看，世界政治的中枢地区难道不是欧亚之间那块广阔地区吗?于是，历史上就有了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式的政治咒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近300年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曾长期位于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打破了这个格局，英国和法国沦为二等强国，西德和意大利处于战败国地位，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美国不仅走上了世界战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力量中心。于是，它彻底抛弃孤立主义政策，从国际关系的边缘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等人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以及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又加速了美国奉行全球主义、与苏联对抗的过程。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取得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越出一国的范围，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

为全面实施“遏制战略”，美国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斯皮克曼认为，美国这种对苏联(以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实质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

“遏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和飞跃。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1)从战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过渡到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和作战对象，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成为战后40多年美国贯彻始终的战略目标。(2)从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向真正的全球战略过渡，突破了长期以来一直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对欧洲事务较少介入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转而强调美国利益和美国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完整的全球战略。从这一战略开始，美国战后至今各个时期的军事战略均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和进攻性。(3)从传统的常规战略开始向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转变。虽然提出和实施“遏制战略”的初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核战略，但是随着1945年8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实战运用，美国已经开始研究运用核武器的理论，核战略的雏形正在形成。(4)从步西欧后尘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对英、法等西欧国家传统军事理论的摹仿，国家政策中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一直存在脱节现象，从未出现过将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理论。从“遏制战略”开始，美国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遏制战略”既是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同时也是其国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奠定了战后美全球战略的基础。这种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合二为一的情况，表明战后初期美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国际机构去规划和运筹统一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均由总统提出和制定。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开始区别开来。“新面貌”政策和“新新面貌”政策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大规模报复”是军事战略。但由于这一时期美军事战略的制定基本上是由国防部以外的官员提出和制定的，从战略决策程序来看，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分家”尚未完成。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进一步理顺了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关系，不但将“和平战略”作为国家战略，而且还一改过去由国务院官员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的先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名为“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美军事战略的内容也愈加充实，层次日渐明晰，军事战略之下开始明确区分出核战略和常规战略。从1969年到1982年的12年间，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的变迁，发生了由共和党政府向民主党政府的更迭。这个时期，由于美国深受“越战综合症”困扰，苏联乘机步步紧逼，美苏日欧中五大力量中心正在形成，美国不得不推行重视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的“尼克松主义”，谨慎地走一条介乎世界警察和孤立主义两种极端政策之间的中间路线。与国家战略相一致，美提出了“现实威慑”军事战略。“尼克松主义”和“现实威慑战略”的内涵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推行“当地人打当地人”的方针，力避美军再次卷入越战式的局部战争。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在国家战略上提出了“里根主义”，表示美国要在任何出现苏联侵略或苏联支持的侵略行动的地方进行抵制，力图将苏联的影响推回到苏联的国土范围之内。作为“里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里根主义”和“新灵活反应战略”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美全球战略跨越了战后对苏联单纯遏制的范畴，进入了一个主动进攻、灵活反击的新阶段。

三、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趋向

(一)布什政府时期

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意倡导和推行“新思维”，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盘西化之路，结果非但未能扭转苏美争夺中的不利态势，反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恶化，民族矛盾尖锐。苏联的“彻底改革之风”波及中、东欧国家，中、东欧国家开始脱离苏联的轨道，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受自身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的影响，苏联被迫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实行收缩性的军事政策，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已明显不是美国的对手。苏联综合国力急剧衰落，国际影响日渐跌落。

面对迅猛变化的国际形势，美不能不对战后持续40多年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调整，以寻找新的范式替代反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1990年3月，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他上台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对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他试图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负和雄心，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将苏联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

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还使美国感到在战略上需要确立一种由它领导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布什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之后，布什又多次对他的“世界新秩序”构想进行补充和进一步阐释。“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纲领，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冷战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应付美国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事业，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全球战略虽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但它第一次确定了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总目标，勾画出美国新全球战略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成为布什政府对美全球战略实施调整的总方针。

1993年1月13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提出，冷战后美国“需要设计一项新的战略”来保护美国利益：第一必须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第三鼓励正在发生的全球民主化革命，并强调对国外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美国安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1月18日，克林顿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再次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将建立在上述三个支柱的基础上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扩展”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更加突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反击退回“美国堡垒”的主张，坚称只有“参与”才能“扩展”。(注：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July 1994.)“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提出，表明冷战后美全球战略的理论框架最终确定，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力度，“扩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几年中，美国在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积极构筑美国主导、西方占优势的大国协调关系。克林顿称：“美国及其盟友从冷战时代继承下来的安全关系对推进冷战后的议程是个关键”，“头等大事必须是加强和适应美国的伙伴关系来应付冷战后的挑战”。但同时强调，“美国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有时候，美国，也只有美国，能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压迫、希望与恐惧之间起决定作用”。

第二，强调经济优先，突出经济安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国都较前更为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为此，美国不但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出口，专门成立了“提倡出口办公室”，提出“新兴大市场”战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经济政策，而且还积极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

第三，维护军事安全，确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中，安全是第一位的，从而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在执政的头一年把经济问题置于对外政策首位的做法。

第四，注意循序渐进地推进“全球民主化”。克林顿政府上台之时，恰逢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躬逢其盛之时，于是正好继承老民主党人的衣钵，明确地将“全球民主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这表明美国决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规模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经模式。

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虽然提出了“参与和扩展战略”，但其对外政策在国内外仍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很多人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缺乏战略意识，左右摇摆，前后不一，过份重视近期利益，美国成了对敌对友都既不可靠又难以预测的国家。兰德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缺少一个得到广泛同意的大战略，许多方面遇到困难。美国的主动性受到削弱，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在众多的威胁和挑战面前，更加难于分清轻重缓急并形成前后一贯的对策；许多问题上的方针往往自相矛盾、动摇不定或不能持久”。

(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

这一阶段，美国开始对它在中、近期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主要力量的走向进行评估，并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这充分表现在美国先后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当中。如：1997年5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前几年的报告相比，未使用“参与和扩展战略”名称，而代之以《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再次，首次明确提出20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竞争对手，表明美国对保持独超地位的中长期前景有所担心。

最后，首次提出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不对称威胁”的直接挑战。所谓“不对称威胁”，是指那些绝对军事实力与美国极不相称的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非常规手段给美国带来巨大危险的种种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战和环境破坏等。

新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的动向主要有：

1.提出“塑造—反应—准备”(shape-respond-pre-pare)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强调维护当前利益与应付未来挑战相结合。1997年5月，美国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参与和扩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全球战略新构想。“塑造”意味着不是要消极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国际环境，使之不断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反应”是指按照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立即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以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美国世纪。(注：Samuel R.Berger,“A Foreign Policy Agenda for the Second Term,”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Washington,D.C.March7,1997.)“塑造—反应—准备”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推出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既是对“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有力补充，更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已完成了“冷战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将着眼于21世纪，以更加灵活多样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法参与国际斗争。

2.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在欧亚大陆西端，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世纪之交，美国在各主要地区的重大步骤，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就是要通过推行从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两洋战略，控制欧亚；通过加强在欧亚边缘地带的存在，掌握中东的石油资源，策应其两洋战略，对欧洲和俄罗斯等形成战略箝制和掣肘。“东扩”、“西进”和“北拓”遥相呼应，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强化其优势地位的重要战略步骤。此外，美还不断加强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改冷战结束之初对这两个地区有所忽略的倾向，明显加大了对拉美和非洲的外交力度，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曾几次前往访问。

3.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美为保持主导地位，更加注意运筹大国关系。针对欧盟自身实力的增强、积极谋求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的情况，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还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对手。这表明，美国对俄、中两国的判断逐步趋于严峻，对两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明显加大。

4.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还更加倚重军事力量。国防部长科恩表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只是为了对正在变化中的环境作出反应，而且还为了以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塑造这个环境”。(注：《科恩称美安全政策重点将从应付冷战结束转向塑造新时代》，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月22日英文电。)据美方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美军对外用兵共42次，年均用兵频率较冷战时期高出一倍。1998年以后，美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3次对外直接使用武力。

5.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较为注意借重联合国的作用，但近年来绕开联合国加紧推进西方价值观念的霸气明显上升。1998年12月美国绕开联合国，联合英国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试图弱化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危机中的作用。特别是1999年3月推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是美国安全绕开安理会，操纵北约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进了另一常任理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甚至声称要重新考虑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运作和决策程序。美国对联合国用则取、不用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严重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在国际社会创下了非常恶劣的先例。

在美国历史上，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动而对全球战略进行较大调整多是在战争结束后进行的，冷战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顿政府加速进行的全球战略调整则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新旧国际战略格局过渡期将经历较长的时间，中间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指导原则及政策构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看，这次调整，涉及面广、幅度大、影响深远，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的调整，在战后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布什政府时期是从冷战转向冷战后的大转变阶段，国际局势风云际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旧格局激烈冲撞，虽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但该战略仍带有过渡色彩，未完全抛弃冷战期间的战略观念。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国际战略格局轮廓初现，美国全球战略逐步完成了从“冷战型”向“冷战后型”的转轨，并确立了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战略的基本架构。这个转变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扩展战略”和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为起点，结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面向新世纪的美国全球战略，成为克林顿政府留给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遗产，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将在这项遗产的基础上发展下去。

美国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外交战略

在讨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时，对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义的关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国的使命观与前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对东欧等地缘政治国家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包括英国)、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说与杜鲁门主义)、政治口号(如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一方面，遏制战略作为贯穿整个冷战史的美国大战略，其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对它的政治性解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另一方面，对冷战历史政治视角的偏爱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战为什么和平终结的问题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就经济因素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基本手段及其实现条件的影响等问题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难点在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发展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战结束后，曾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为什么反目成仇，直至剑拔弩张呢?为什么双方仅仅是“冷战”，虽争斗不断却基本能和平共处直至冷战结束呢?这两个问题都与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同样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1](P279)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这是国家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时期，美国对战略、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与前苏联展开争夺。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甚至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衰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笼统地说是指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需的一切经济方面的条件，其核心和落脚点是经济利益。

可以说，美国商业资本扩张的本性与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两个平行市场的努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这从美国当局者的政策或言论，如乔治·凯南的《前苏联行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遏制前苏联的目标是双重的，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繁荣。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即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展开经济活动，使资本增殖。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将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将本国经济贸易方面受到的威胁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加顿认为，“美国商贸和外交的基本驱动力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哲学之中。”“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商贸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属于这个国家所肩负的使命。”他还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更是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我想多年来，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双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结论认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4]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制订的“门户开放”政策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美国式“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重点不是在所在国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实行封闭式的垄断，而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旗号，着眼于打破民族国家或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堡垒，把世界变成由美国操纵的具有开放性质的新型商业帝国。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设计的“美国世纪”中，是绝不允许建立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势力范围”的。这就是说，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国与战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

就前苏联而言，“战后初期，前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是战后初期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斯大林战后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战的经济影响导致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二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战后世界局势在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数国，并由此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四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在战后的出现，将会缩小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政策理论指导下，1945年12月，前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P103)同时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强化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前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了十分严密的控制，把东欧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削弱甚至切断了东欧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经济联系。这样，作为美苏外交战略的直接经济后果，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就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不管是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还是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不管是要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仅仅要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战略上的深远考虑还是美国政府对它的错误解读，都有各自在解释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历史或理论的依据。但就对当时美苏关系的影响而言，这些言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前苏联外交行为极大地恶化了美苏关系，客观上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从1945年9月五国外长会议开始，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说后的13天，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前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对前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

二　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战略的复杂体系，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这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子战略，以使其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子战略得以实现。[7]经济手段或经济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就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其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贸易，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战略的目标。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前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9](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与前苏联有传统贸易关系的

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中来。1950年初，西方国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前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前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前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进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经济遏制战略把前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极大地延缓了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62年至1965年对前苏联实行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不但延缓了友谊管道线的建成，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石油的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苏联对西方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进口。1982年，以波兰问题为借口，里根政府对前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有意切断了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这对前苏联外汇收入影响很大。前苏联由此损失了150至200亿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前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苏联每年会损失5至1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前苏联武器的购买，从而减少了前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前苏联一位官员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10]外汇收入的锐减给前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型项目也因缺乏资金被迫停止。

(三)经济援助。“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不是纯商业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2]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一个包括欧洲的开放贸易体系有助于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美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前苏联利用欧洲的虚弱进行经济渗透。“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3](P16)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马歇尔计划”是个经济计划，它与美国“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在帮助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使西欧形成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多重依赖关系，把西欧纳入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增强了其对抗前苏联的经济实力。马歇尔计划还对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瓦解和离间作用。东欧国家迫于前苏联的压力，在抵制马歇尔计划方面与前苏联保持了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欧国家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东欧与前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为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笔。为了拉拢更多“战友”遏制前苏联，美国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认为，“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是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11]援助希腊、土耳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运用经济手段为遏制战略服务的突出事例。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当局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才能“扼杀由苦难和贫困滋生出的极权统治的萌芽”，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正式将对外援助制度化。该法案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没有改变对外援助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目标工具的事实。

三　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和历史上大国的争斗一样，经济实力却是最终决定胜败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军队人数的多少。历史上，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冷战时期，经济实力对美国遏制前苏联战略的影响一如前述，由于二战巨额“战争红利”的刺激，美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使得美国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住西欧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维持了西方世界的团结，加大了对前苏联遏制的砝码，并达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目的。相反，作为前苏联盟友的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香饽饽”到“经济包袱”的过程。在经互会体制下，东欧各国成了前苏联进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对象，这大大降低了其对东欧各国的吸引力，埋下了剧变的引子。

从冷战因何终结的角度分析，可以说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同样是最终导致双方不同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依靠经济实力挑起的军备竞赛使得前苏联经济不堪重负，经济的过度军事化成了压垮前苏联经济的“稻草”。经济上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动因，而这成了前苏联解体的先声。可以说，前苏联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实力差距对前苏联解体的致命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五年计划指令指出，要把国防建设作为对前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战争”的一种形式。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施韦策认为，里根政府增强国防对前苏联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战后，美国人均负担军费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达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经济上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前苏联。根据前《苏联统计年鉴》的资料，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57%；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关数字则为39.67%和34.06%。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在《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发表的文章认为，1987年前苏联的GNP仅相当于美国的38%，人均仅为美国的30%。这些统计数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则是事实。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在核武器上与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北约，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至50%(美国为25%至27%)，前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至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期的军备开支。前苏联经济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成为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战后前苏联保护势力范围的原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则是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历史地看，这两大原则的对立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客观上也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对前苏联而言，则是灾难性的。三是经济实力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和军事战略再高明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和压倒社会主义，相反，大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二战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历史的教训，促使西方改变战略，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试图以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遏制、拖垮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