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02-10 23:40:42 分类：军事 浏览：272 评论：0
中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从中国的国情和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在领导人民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以这一战略思想为指导，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又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成为指导国家军事斗争全局的根本战略思想。
一、积极防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军事战略
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战略防御问题成为人民军队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只讲进攻、否认防御的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以及只讲防御、否认进攻的军事上的保守主义或逃跑主义，都只能导致战争的失败。只有实行积极防御，才是弱小的人民军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战略。积极防御战略的实质，就是在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把进攻与防御辩证地统一起来。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斗的外线速决的攻势作战，逐步削弱敌人，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其二，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在有利的条件下同敌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彻底歼灭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积极防御又称之为攻势防御、决战防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战略阶段，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初期作战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后来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行灵活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抗日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表现为全国实行持久战的总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解放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核心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仍然是积极防御，但情况和内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已不仅仅是着眼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而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对外政策决定的；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军事战略判断也不再局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而是把重点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1956年，中央军委制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建设时期的第一个战略方针，即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60年代至70年代，主要是由于中国安全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对战争爆发的危险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中国因而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立足于应付最困难的情况，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80年代初，针对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的特点，中央军委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提出坚持后发制人、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持久作战、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情况下作战的战略指导原则。虽然最终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和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人民解放军曾胜利地进行了几场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积累了在现代局部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丰富经验。80年代中期以来，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战略判断，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改变，即从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到和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强调战略指导要从立足于随时准备对付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变为着重对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并提出了适应当时形势要求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进入90年代，在深刻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军事领域中的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中央军委重新制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从而实现了军事战略新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安全形势、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不仅是继承优良的传统，也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军情。就是将来发展了，积极防御也仍然是解决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军事战略。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对于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贯彻这一军事战略，要求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防御与进攻的关系。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是攻守结合。实行积极防御， 一定要灵活机动。战略指导，既要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又要重视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和先机制敌；既要有持久作战的准备，更要力争在战役战斗上快速反应、速战速决，特别是应会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具备了战略速决条件时，就要力争战略上的速决。与革命战争年代坚持诱敌深入、先在内线歼敌再到外线歼敌的情况不同，新中国所进行的局部战争更多地是在以本土纵深为依托的边境地区争取战争的胜利。与过去长时期准备抗敌大规模入侵、立足于战略纵深决战的情况也不同，现代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着眼于近海和边境浅近纵深作战，并强调以积极的攻势行动慑止敌人。积极防御要求战略上后发制人，这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后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于在政治上、外交上保持主动。“制人”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显示出自卫还击的决心和能力。中国既不会主动惹事，但也不会临事示弱。一旦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遭到侵犯，中国将毫不犹豫地坚持正义的自卫战争，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第二，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关系。遏制战争，就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威慑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设法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不仅要解决如何准备打和如何打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有效地遏制战争，避免打和制止打的问题；不仅要力避全面战争的爆发，而且要尽量防止局部战争的发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必要时可以运用各种军事威慑手段，与政治、外交斗争相配合，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达到遏制战争的目的。坚持人民战争的优良传统，把日益现代化的常规力量、强大的后备力量与可靠而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结合起来，是贯彻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发挥威慑作用的基本途径。同时必须看到，遏制战争是以具备打赢战争的能力为基础的。只有具备制胜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实施威慑。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立足点，从来都是准备对付战争和打赢战争。也就是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去争取好的结果，以敢战、能战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威慑思想的基石。
第三，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战略必须跟整个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密切协调。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军事问题。现代局部战争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约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中国未来的防卫作战，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军事战略指导一下要有政治头脑、政策观念和大局意识，善于把握一些大的战略关系。军事上打与不打，打什么目标，打到什么程度，何时打，何时停，都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军事斗争要严守自卫立场，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有理、有利、有节地行动，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有理”就是坚持战略上的防御和后发制人，做到师出有名，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主动；“有利”就是把握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坚决打赢，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有节”就是掌握军事斗争火候，适可而止，在适当的胜利后结束军事行动。军事斗争要积极配合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努力改善国家安全环境。
二、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但各种不同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一场以发展高技术武器为先导的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法等各个方面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也面临新的挑战，未来局部战争将可能面对具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敌人。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央军委制定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军队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和统揽，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要为确保这一方针的顺利实现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深入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下，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重点准备全面战争转向重点准备局部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军事战略的重心是时刻准备抗击敌人大规模入侵，立足于一场合面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全面战争的观念去思考问题、开展工作，用立足于全面战争的军事战略去指志局部战争，那就会招致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这是因为，无论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国的全面战争战略指导与局部战争战略指导都有明显不同：全面战争立足于国土纵深歼敌，局部战争则注重边境浅近纵深、空中和海上求胜；全面战争要力争把战争拖向持久，局部战争则强调尽可能地速战速决；全面战争通常要经过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作战才能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局部战争则可能一开始就以自卫反击的形式，采取有限规模的战略性攻势作战；全面战争需要全面动员，举国迎敌，局部战争则要尽量避免战争的扩大升级，减少对国家大局的影响。只有改变传统的全面战争思维模式，才可能确立符合客观实际的未来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
第二，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中国面临的局部战争样式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但今后威胁最大的而且最难应付的将是高技术或具有高技术特点的局部战争。从世界近期一些局部战争看，由于高技术兵器在战场上的运用，使得战争的突然性增大，战争的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相关空间扩大，战争节奏和进程明显加快，战场高透明度和远程精确打击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法，战略空袭的地位大大提高，战争、战役、战斗有时可以融为一体，前方、后方的界限模糊，作战保障更加复杂，有限的战争目的和规模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和影响。要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战法。在这一过程中，要研究对手，也要研究自己；要研究怎样发挥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也要研究怎样发挥军队和地方相结合的威力；要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和科学组合问题，也要研究人和武器装备的科学编成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新战法。
第三，加强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主要目标的军事斗争准备。局部战争的诱因和类型多种多样，发生方式、方向也具有不确定性。它既可能由陆海疆域争端而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利益矛盾而诱发；既可能是同强大敌国交锋，也可能是同实力相当或总体实力不及自己的对手对阵；既可能在预有准备的方向上发生，也有可能在出乎预料的方向突然爆发；既可能在本土一定纵深内打，也可能在边境附近打；既可能是陆战，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海战或空战。战略指导一定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做好多手准备，一旦情况发生，能快速灵活地作出反应。中国的安全环境比较复杂，应当进行多方向、有重点的准备，突出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方向的军事对策研究和军事斗争准备，同时兼顾其他方向，处理好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根据未来战争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特点，下大力气发展军事高新技术，重点研制最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尽快拥有几手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制敌手段；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努力造就一大批就驾驭现代战争的人才；有步骤地进行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逐步形成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体制编制。
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要立足于用现有武器装备作战，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优良传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取决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实现的，要有一个时间和过程。即使经济较长时间，武器装备有所改善，同可能面临的强敌比较起来也仍将处于劣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高技术兵器还比较少，这种基本状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完全改变。在这个时期内，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作战指导只能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或者说只能建立在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我军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之敌。无论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是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在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威力空前提高，对战争的影响大大增强。但是，高技术武器装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规律。现代战争的胜负，最终还是决定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里所说的人，是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具有很高军事素质的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尽管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与过去不同，但仍然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仍然要靠人来掌握和使用武器装备，仍然需要人的通用性、智慧和牺牲精神。武器装备越归展，技术越是复杂，对人的素质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牢固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重视谋加重的运用，实行灵活的战略指导，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最终战胜一切来犯之敌。
三、在高技术条件下仍要坚持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根本原理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中的体现。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人民战争。”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结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国防费用合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2021年3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接受媒体采访回应，2021年中国国防费适度稳定增长比上年增长6.8%，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3795.44亿元。
国防军费是军工产业发展的源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2007-2019年，我国军费支出持续较快增长，2019年中国军费预算支出为1212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08%，占GDP的比重为1.23%，表明中国军工蓬勃发展的前景。
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消息，2020年中国国防支出预算为12680亿元，较上年增长6.56%，增速较2019年有所下降;同时，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上年略下降，为5.08%。国防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投入，军费预算与经济增速同步回落使其更具备持续性，有利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发展。
从全球防务支出的历史数据来看，冷战和美国反恐战争期间全球的防务开支经历了两次快速增长阶段，自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以来，全球防务开支进入短暂的稳定阶段。受经济状况改善以及热点地区局势动荡的影响，美国、中东及东欧等地区军费开支快速增长，带动全球防务开支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2019年美国的国防支出最多，为7163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3.1%。
2020年主要国家国防支出预算中，美国依然高居首位，为7380亿美元，比排名第2位至第10位的各国国防预算总和还多;其次依次是中国、沙特、印度以及美国。2020年世界五强国家军费总和为11082亿美元。
基于我国发展国防力量的性质是重在战略防御，中国国防宗旨秉承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因此我国的国防支出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
军工行业的发展受益于我国国防装备的升级
增加的国防费用主要用于保障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启动实施;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改进和完善训练保障条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服务军队基层建设四个方面。
国防装备的升级将促进我国飞机、航空发动机、航空材料、卫星等行业的技术和装备的更新。
——军用飞机市场规模在800亿元左右
现阶段，我国军用飞机每年市场规模在800亿元左右，民用航空工业市场仅200亿左右，总计仅1000亿元左右。随着我国对军工产业发展的日益重视、国防科技建设步伐加快、中俄两国加强军事合作等新催化剂影响下，我国军工行业大受重视，军用飞机将随之受益。预计到2025年，我国航空制造业市场有望达到5300亿元，其中军用飞机3000亿元，未来军用飞机市场前景大。
根据Flight Global出具的《World Air Force2021》报告，我国2020年军用飞机数量达3260架;战斗机方面，我国战斗机保有量为1571架，主要仍为二代和代战斗机，二代战机基本淘汰;军用直升机方面，我国保有量为902架。
从2020年我国军用飞机的市场结构来看，战斗机占比将近一半，占比48.23%，其次是武装直升机占比27.69%，特殊作战机占比最少，占比3.53%。
——未来十年将是航空发动机发展新时期
目前，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已于2016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把中航工业集团下属的航空发动机企业相关企(事)业单位从原有的飞机制造体系中分离出来，打破了一厂一所一型号的旧模式，有助于整合我国航空工业体系的优势资源。
新成立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作为未来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的主体，将集中致力于发动机设计、制造、试验、相关材料研制等方面，建立中国航空动力研制和生产的完整产业链，以提升我国航空发动机整体水平。
航空发动机专项方面，将重点聚焦涡扇、涡喷发动机领域，同时兼顾有一定市场需求的涡轴、涡桨和活塞发动机领域，主要研发大涵道比大型涡扇发动机、中小型涡扇/涡喷射发动机、中大功率涡轴发动机等重点产品;燃气轮机专项的主要目标为，2020年实现F级300MW燃机自主研制，2030年实现H级400MW燃机自主研制。
我国军民用航空发动机仍然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发动机的技术差距较大。从产品生产来看，我国航空发动机生产商主要包括中航工业旗下的中航动力、中航动控、成发科技、西航、中航黎明等。
——航空复合材料应用广泛
航空复合材料中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其独特、卓越的理化性能，广泛应用在火箭、导弹和高速飞行器等航空航天领域。例如采用碳纤维与塑料制成的复合材料制造的飞机、卫星、火箭等宇宙飞行器，不但推力大、噪音小，而且由于其质量较轻，所以动力消耗少，可节约大量燃料。
国际碳纤维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主要应用于五大板块：商用飞机、军用飞机、直升飞机、通用航空、其他宇航。从占比情况来看，航空航天领域一半以上的碳纤维需求都应用于商用飞机，占比达到69%，公务飞机占比达到10.5%，军用飞机占比达到15%，直升机占比12%。
——我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020年1月17日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19)》数据显示，中国全年共完成34次航天发射任务，发射了81个航天器，发射次数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发射的载荷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截至2019年年底，由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开展323次发射任务，成功将超过500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航天器数量占中国发射总数量的93.1%，发射航天器质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8.7%，是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的绝对主力。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18)》规划，2019-2024年，我国将发射约120颗卫星，其中包括通信卫星20颗左右、遥感卫星70颗左右、导航卫星30颗左右。
经过多年的启蒙和培育阶段，我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目前已初具规模。根据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在2019年5月发布的《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3450亿元，较2018年增长14.4%。其中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产业核心产值为1166亿元，在总产值中占比为33.8%。
虽然受到多重客观因素影响，核心产值增速明显放缓，但随着“北斗+”和“+北斗”应用的深入推进，由卫星导航衍生带动形成的关联产值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达到2284亿元，有力支撑了行业总体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
信息化是未来军工行业重点投入方向
从计算机行业的角度看，军民深度融合将开启军工信息化建设新时代。预计未来军费结构中武器装备的占比，特别是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占比，将会持续提升，军工信息化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我国国防军工投入的重点。其中，网络与信息安全、卫星导航系统、电磁仿真与信号处理、海洋信息化等细分领域将是投入重点。
随着北斗导航装备持续加速推进，我们预测未来3-5年，军用北斗应用市场增长提速，未来市场规模或超百亿元。民用领域，预计下游的运营服务产值贡献将达到总产值的50%，位置服务市场空间约1300亿元，道路应用市场空间约2300亿元，行业应用市场空间约2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