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借鉴西方军事思想 (中西方军事思想差异)

如何借鉴西方军事思想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张文杰责任编辑：乔楠楠2019-01-08 09:24

当前要着力解决战争和作战理论研究不深的问题，学习经典军事理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漫长而惨烈的战争实践，在军事领域淬生了许多经典著作。从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到《李卫公问对》；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杜黑的《制空权》；从恩格斯、列宁的军事论著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些璀璨的经典军事论著是人类军事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当前大兴学习之风，研战知战，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的重要方面。

以经典军事理论破解“不战之困”。战争实践是军事理论的沃土。没有战争，如何总结战争的规律？长期相对和平环境，军事学术又怎样创新发展？这就是所谓军事理论的“不战之困”。恩格斯曾指出，“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可见，战争理论是成长于战争经验土壤里的果实。缺少实际战争经验这盆活水的浇灌，军事学术之花就会枯萎凋零。而人们不会也不应该为追求军事科学的发展创新而去主动发动战争。因而，提高军事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除了借鉴外军的经验，就是学习前人的经典军事理论，以及它所赖以建立的战史战例。克劳塞维茨提出：“历史中的战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是最有说服力的。特别在军事领域中更是这样。”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学校。他的《战争论》，就是在详尽研究了130多个战例的基础上写就的。当前，我军已许多年未打仗，破解军事理论创新的“不战之困”，不从经典军事理论和战史战例中汲取思想的营养，就无法激发创新的思想闪电。

从经典军事理论中学习战争规律。规律，即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决定着事物的发展趋向。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客观物质运动的形式之一。它像自然界和其他社会活动的领域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毛泽东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舍事言理”。它不像同时期的西方兵学，只是记录战争过程和将领言论，而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从一个个具体的战斗中提炼出基本的谋略思想和作战原则，诸如“全胜为上”的善战思想，“知彼知己”的智战思想，“避实击虚”的巧战思想，“攻心夺气”的心理战思想，以及“智信仁勇严”的为将之道，等等。这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战道哲理穿越千年。同样，奠定西方军事理论基础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揭示了一系列战争的特性和规律，尤其在历史上首次阐明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受到了包括列宁、毛泽东在内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推崇。

从经典军事理论中领悟战争智慧。智慧，是人们辨别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战争有别于其他社会现象，是你死我活、充满着激烈对抗的领域，因而更需要迅速判断、不拘常理的智慧谋略和认识方法。《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以正合，以奇胜”，可谓一语道破用兵真谛。在古今中外兵家驰骋的战争舞台上，有许多充满奇思妙计、让人拍案称奇的经典战例，如“围魏救赵”“孙膑减灶”“四面楚歌”“草船借箭”……其蕴含的非凡智慧，千百年来影响和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事家，并超越了军事领域，被运用到经济等其他竞争领域，成为共通的制胜妙道。马列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军队提供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列军事理论最重要的，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领域，从而为军事科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锐利的“解剖刀”，使人们看到了战争这个怪物的真实面目，看清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因素的本质联系，明晰了战争起源、战争本质、战争性质、战争胜负的因素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在军事思想史上实现了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时过境迁，经典军事著作当中的若干具体结论，可能丧失其现实意义，但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则具有稳定性和长远指导意义。

中西方军事思想差异

以前看古典小说的战争场面，最想不通的就是战争方式――两边排开阵势，一边出一个大将，谁把谁砍了，就是胜家。关羽张飞级这样的牛人，只要带仨瓜俩枣的残兵，也能把曹魏的十万雄兵撵得象兔子。当然，阵法也还是有的，三国演义、水浒、杨家将和说岳全传都有不少描写，但阵法成败的具体环节，依然决定于双方武将的PK。战争胜负和双方军队的数量、素质好象不相干，大军的对峙，被浓缩成了武将的角斗。这是小说的手法，事实不可能如此。

但即便古典小说式的描写里，也没多少军事将帅是真正死于砍杀的，杨业、关羽这些人都是兵败而亡。政治统帅战死的更凤毛麟角，除非在全军覆没以后。

但西方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统帅亲自上战场，动真格的拿刀砍人。所以，老大在战场上挂了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理查一世，玫瑰战争时双方的老大约克和萨默赛特公爵，都是真正的马革裹尸。

（一）老大出征

皇上出马，在中国古代是“御驾亲征”，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并不指望皇上有超人的武功。非举足轻重的战争，皇上不仅不需要，也不能随便出征。明朝的正德皇帝颇好厮杀，为了过瘾给自己降格封了个“威武大将军”，亲征四个月，以伤亡600多名士兵的代价打死了16名鞑靼军人，但毕竟是胜仗。可是正德皇帝却被指为不务正业、有损天威、败坏礼制，成了昏君的典型，史家更从中看到“明亡不远矣”。

但比他早300年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却博得了完全相反的名声。理查当了10年国王，只有6个月呆在国内，剩下9年多都在国外过打仗的瘾，最后也是被箭射死。却得了“战神国王”和“狮心王”的美誉，在英国历史上代表着浪漫的骑士精神。

（二）军队构成

除了老大在战争中的角色不同以外，军队骨干的构成区别也很大。中国古代上战场的都是征来的泥腿子，很多乱世出名的战将，都是泥腿子或下层小吏出身，以军功卓著博取功名，关羽张飞袁崇焕曾国藩左宗棠都是这样，没听说世家子弟踊跃参军的。

但在欧洲，和国王这个全国最大的领主上阵砍人一样，各个封建领主、骑士往往构成了军队有生力量的核心。玫瑰战争的时候，就发生过双方普通士兵互相手下留情，贵族们血腥PK的事。有一年英法战争，处于逆境的英国国王甚至向法王提出单挑，虽然法王拒绝了（法王不傻，他可不想让决斗化解已形成的军事优势，但最后却惨败），但老大之间角斗决胜负确实成了一个选项，有理由相信这种事真正的发生过――老外这搞法才是真正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式的。

这种作战方式，有时候后果会很严重。亨利五世征服法国的时候，一时兴起把俘获来的法国贵族杀了个精光（这很违反当时的战争规则，通常的作法是交银子换人。前述狮心王理查一世被法国俘虏，就花了英格兰好几年的财政收入才换回自由），结果法国的贵族阶层差不多就这样给报销了。

（三）军政制服

这两种军政制度区别很大。欧洲的军人很专业，骑士阶层是从小训练的职业军人，打仗是他们至高的义务和荣誉；古中国没有军事贵族，泥脚子是主力。从这一点看似乎欧洲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很高。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结论可能正好相反。如果套用企业制度的话，古中国军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分离的，在政治统帅与文官制度外，有一批被称为“武将”的职业经理，类似于今天各国的军事制度。欧洲中世纪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二合一，打起仗来是老大出头，更象黑社会火拼。所以，俺认为，显然，虽然古中国的军人可能不如欧洲职业化，但古中国的军事制度却更加专业化，中国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便是这种分工。

特别重要的还有两点。首先，这种分工使专制王朝最脆弱的部分、最高领导核心――皇室脱离了战争风险，不至于在一场战术性的冲突中断送王朝政治资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刘邦、汉武帝、曹操、李世民、朱元章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被搞死了，对他们的帝国意味着什么。其次，军事统帅也避免了战死的危险，使他们能够发挥运筹帷握的特长，比如张良、诸葛亮。貌似有点像现代军队的参谋本部。

这种专业化的军事制度，可能是古中国的军力能够一直扩张到畜力时代的极限――青藏高原和沙漠的制度原因。反观西方，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整个中世纪，并没有一个超级王朝一统欧洲。

中国式的极权王朝还有个擅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即动员社会各阶层、倾全国资源组织战争。但有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卷入战争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大，被战争破坏的程度也空前大。史载数十年的三国混战使中国人口从两千多万锐减为七百多万；明末的战乱使四川人口“百之存二”（人口减少98%，说法不尽相同），以至需要“湖广填四川”。不仅如此，前朝的文明成果也付之一炬，古中国很多科技成果都被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发明/发现，例如指南车/针，从老祖宗黄帝到东汉张衡、三国马钧、南北朝祖冲之、唐朝金公立、宋朝燕肃和吴德仁，据说都拥有发明权！洛阳开封这样的古都历经空前繁荣－空前衰败的周期，好似橡皮筋一般。

欧洲的战法由骑士阶层和贵族主刀，下等人干点步兵后勤的活，或随军作仆人打打杂给主人收收尸。这种搞法，如前所述，往往使一国的统治精英付之一炬，但社会总成本却小得多。科技、文化、法律、城市得以薪火相传，水准越来越高。

这大概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