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叫特别军事行动 (日本侵华时期的特种部队)

日本侵华叫特别军事行动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不甘处岛国之境”。明治天皇在其《御笔信》中曾狂傲地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扬言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日本制定了侵略朝鲜、夺取中国的台湾和东北、占领全中国，进而征服全世界的蛇吞大象式的扩张计划。

为了实施这些计划，倭寇使了不少的下作手段。

一、故设圈套——诱使中国出兵朝鲜，伺机挑起“甲午战争”

中日两国，在地理上并不接壤，两国军队本来是没有接触或交战的机会的。但是，日本利用中日韩三国复杂关系在朝鲜半岛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在东学党的领导下，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连吃败仗的朝鲜政府请求向其宗主国清政府派兵援助。

而此时的日本也认为侵略朝鲜甚至挑起中日战争的良机已到。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

日本政府一方面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一方面怂恿中国出兵，以促成中日开战。

此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出兵朝鲜，正犹豫不决。一方面，基于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以及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应当出兵。另一方面，中国也当心日本趁机出兵朝鲜并将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焦急的日本担心中国不出兵，便多次向中国声明：朝鲜乱党，大损商务，“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这些显然是日本故设圈套，希望中国出兵，日本好乘机挑起中日战争。

而清政府却很傻很天真，居然对倭寇的承诺信以为真，果然出兵朝鲜，钻进倭寇的圈套。

此后事态就正如日本所设计的那样发展。中日出兵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

这时中国要求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而日本却一方面提出中日两国一道“协助”朝鲜改革内政，赖在朝鲜不走，一面拖住清军，最终在朝鲜半岛挑起事端，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

二、贼喊捉贼——发动“九一八事变”

通过甲午战争，倭寇如期侵占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接着倭寇处心积虑，伺机入侵中国东北。

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决定选定沈阳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

为此，日本人策划了“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称沈阳）北面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日军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东北军北大营开枪射击。日军报告称“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关东军司令部随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

真相：事件的第二天，美国记者巴鲁到柳条湖进行了现场调查。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巴鲁证实：“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45～91米的地方……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日本关东军贼喊捉贼，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三、栽赃陷害——发动“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为此，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人策划了对日本人的袭击行动即“日僧事件”。

1932年1月18日下午，上海的二名日本僧人与三名信徒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

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最后，在1月28日夜，以保护侨民为由，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这就是“一二八事变”。

真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于“日僧事件”一概将责任推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十九路军对日军的敌意发动的阴谋。然而在东京审判时，当年任少校职派驻日本陆军驻上海武官辅佐的田中隆吉少将在法庭上对此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日本僧人被杀“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校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本僧侣。日军的任务就是在背后不断的释放假情报扇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并适时的发动攻击引发此次事端。

四、一个“失踪士兵”引发的八年战争——“卢沟桥事变”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市）。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日方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狡猾的”倭寇隐而不报。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

这起由一个“失踪士兵”引发的“卢沟桥事变”，是倭寇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抗倭的起点。

盘点近代倭寇侵华的伎俩，用电影里经典的鬼子话来说，日本鬼子真是“狡猾狡猾的，良心坏了坏了的”，但是，无论日本鬼子多么狡猾、心坏，最终的结局也是“死啦死啦的”。

日本侵华时期的特种部队

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1941年8月使用此名），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1933年）、“东乡部队”（1938年——1939年，此时的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 ，取名东乡部队是为了纪念石井四郎心中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1940年8月改组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年12月2日创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支队，平房地区设施成为总部）、“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苏联攻克柏林后，为了掩人视线，于1945年5月更为此名） 。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另外，据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称，通过“特别输送”进入到731部队的“马路大”需要进行编号，而从1939年以后，进行了两轮编号，每一轮编号极限为1500，于是在抗战结束时，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731部队是日军陆军产下的恶魔部队。他们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为武器，并实施国际法上禁止的细菌战。队员们对自己的经历严守秘密，其中许多人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一名中将和四名少将级军官，80余名校级军官，判任官和技师达300余名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