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02-16 13:15:32 分类：军事 浏览：236 评论：0
大体上没有什么方向性的变化，俄美欧全部入局厮杀，2022年最大黑天鹅事件，正常来看，世界发展方向没变，唯一变的是，究竟由谁引领世界发展？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这么一个新旧替换的过程。换句话讲，西方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见不得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但排斥而且还要打压遏制，而非西方新兴国家则认为西方国家恶意挡道。
这一轮替过程注定是痛苦且血腥的，如引用西方作家马克.吐温的格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用做参考进一步分析当前形势，不难得出一个结论：2022年俄乌战争，实际上同二战后美国登顶称霸世界的过程大致一样。
当年二战后世界格局是，美国和苏联的组合已经替代传统的英法组合。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让刚获得的世界霸权地位永固，趁着英法老牌帝国虚弱之际，借着世界许多蒙昧地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逐渐觉醒的东风，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浪潮。
最终，英法作为曾经世界唯二的殖民帝国，因殖民体系的崩溃，他们的国家综合实力全都遭到沉重打击，痛失再次崛起的希望，自此英法只能以美国附庸的形式存在于中等强国之列。
当年美国怎么赢得呢？第一，时机把握得好。接连两次世界大战把老欧洲搞得欲仙欲死，主要列强英法德更是无一幸免。战争不但打塌了他们的经济，同时也打崩了他们的意志。
第二，顺应了历史的进程。落后的殖民体制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一种行将淘汰的旧秩序。以此可见，殖民地独立浪潮是历史趋势，不可阻挡。美国作为世界的新兴领袖，当时顺应了历史的进程。
第三，自身强大。一战前的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一战后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二战时期，美国凭借强悍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充足的资本，更是一步登天跃升为世界第一的军事强国。
第四，贵人相助。前面讲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美苏共治的新秩序，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反对殖民主义。因此出于颠覆旧秩序的需要，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苏联乐见并支持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
再加上，美国控制世界的方式已经脱离了殖民地体系的束缚，依靠经济力量以及由其支持的庞大军事力量统治世界。手段相比老旧的殖民统治成本要低很多，因此美国得以成为新晋超级大国，也籍此建立起一套以美国为轴心的国际新秩序。
2022年的最大黑天鹅事件莫过于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在美西方看来，俄罗斯是旧秩序的直接破坏者，而中国是新秩序的受益者，二者皆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威胁。就其本质而言，与二战后美国登顶世界头号国家的过程一样，只不过当年旧秩序的颠覆者美国变成了他曾最讨厌的样子一一英法两国。
说白了，就是经济持续下行，已让美国失去了统治世界的能力。曾经依靠经济力量以及由其支持庞大军事力量殖民世界的手段，愈发不得人心。俄乌战争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象征着长期饱受西方经济殖民的各地区二次独立浪潮已起，同样是历史趋势且不可阻挡。
总之，世界发展的方向是恒定的，只不过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才是真的。
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突出特点有：
1、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2、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
3、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
4、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
5、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6、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
7、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
8、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9、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10、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扩展资料：
1、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当原有体系不能再通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2、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
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集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
3、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愈来愈大。
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
4、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
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表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
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5、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
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
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6、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
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
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
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7、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
在当前人类面临的三重危机中，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得到恢复和改善，而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危机，并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
8、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活动的第五维空间，网络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整个社会运行，关乎社会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意味着网络赋予了国家安全新内涵，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9、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涨，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明显下降。
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无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国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解决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内部治理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是全球治理推进的巨大阻力，各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便源于此。
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绝于耳，此轮金融危机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现有国际机制又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在行动的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造成治理成本增加。
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动者也对全球化犹豫不决，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
10、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国际社会的矛盾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当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关系发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态发展超出内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会引发内外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
基地组织的兴起及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与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不无关系。
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显现，加大了利益冲突的风险，再加上经济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造成国际人权意识的分歧，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很难构建。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十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