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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空军:从撞机开始 (大国空军从撞机开始爱看书吧)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3-02-17 09:15:51 分类:军事 浏览:263 评论:0


导读:大国空军:从撞机开始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下文简称“空自”)连续2天“摔机”事件:10月17日,一架UH-60J直升机坠海失踪;10月18日,一架F-4EJ战机在起飞过程中发生意...

大国空军:从撞机开始

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下文简称“空自”)连续2天“摔机”事件:10月17日,一架UH-60J直升机坠海失踪;10月18日,一架F-4EJ战机在起飞过程中发生意外撞击后,漏油起火,则再次暴露出空自机队严重老化的问题。

据日本媒体报道,10月17日晚18点,隶属于空自滨松基地的一架UH-60J直升机,在静冈县滨松市南方约30公里的海面执行夜间搜救任务训练时突然失踪。自卫队派出的搜救人员在失踪地点周边海上发现了包括直升机舱门、起落架等多个直升机零部件,防卫省已将该机判定为坠毁,并仍在加紧搜索4名失踪的机组人员。

UH-60J是日本三菱重工引进美国西科斯基SH-60“海鹰”直升机生产线后的国产版本,日本组装的首架UH-60J于1987年8月首飞,1992年正式投入服役,截至2010年,共有40架UH-60J在役,主要执行海上搜救任务。尽管空自并未公布这架UH-60J的单机编号,事故原因也尚未查明,但UH-60J机群存在机群老化问题已是不争事实。

屋漏偏逢连夜雨,10月18日上午,驻扎在茨城县百里基地的一架F-4EJ“鬼怪”战机,在起飞滑跑过程中因左侧起落架撞上不明物体,机身向一侧倾斜擦地起火,左侧副油箱遭挤压破损导致燃油泄露,随后引发大火,所幸2名飞行员及时从座舱逃离,并无大碍。

据称该机隶属于空自第302战斗机中队,单机编号87-8408。按照空自编号规则,编号前缀“87”中的8代表交付防卫省年份的最后一位数(日本组装的首架F-4EJ于1972年交付,最后一架于1981年交付),7则为F-4EJ在空自登录的机型代码,可推断这架F-4EJ是1978年交付部队的,至今已连续服役37年。

虽然此次事故并非完全归因于机体老化,但并不能保证说将来不会出现其他问题。据国际权威航空网站“环球飞行”(Flightglobal)发布的《世界空军年鉴2017》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空自仍有71架F-4系列战机在役,尽管空自号称其“装备完好率”(武器装备能随时遂行作战任务的完好数与实有数的比值)属世界前列水平,但并不能改变机群老化问题严重的事实。

机群老化实际上是大国空军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对于日本空自来说尤为突出,且已是老生常谈。除了古董级的F-4系列战机(日本是目前世界上仍在坚持使用F-4的三国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伊朗和土耳其)外,作为空自主力的F-15J/DJ系列战机更是“深受其害”。

出于冷战时期美国对抗苏联的需要,日本是东亚地区第一个装备F-15重型战机的国家,于1981年正式列装部队,共生产223架(203架单座型F-15J和20架双座型F-15DJ),截至2017年4月,仍有155架在役。现役的大部分F-15J已进行过中期延寿升级,据西方军事专家保守估计,即使出动频繁,至少还能服役至2025年,但能否缓解现实中不断增加的客观压力就不好说了。

据日防卫省今年4月13日最新统计显示,2016年度出于防卫领空需要,空自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架次数达到1168次,大幅超过冷战时期,而担任这些拦截任务的主力就是F-15J/DJ系列。

2011年发生的2起事故从侧面体现了空自F-15J机群老化问题的严重性,一起是在当年7月5日,一架F-15J(单机编号72-8879)在距离冲绳那霸基地东北180千米的中国东海附近空域进行飞行训练时意外坠毁,飞行员失踪,搜救人员后来在坠毁地点附近发现了该机的减速板和部分主翼残骸。

另一起发生在当年12月9日,一架F-15J在百里基地附近飞行训练时发生垂尾翼尖掉落事故,掉落的右侧垂尾翼尖长约25厘米,直径约5厘米,重约2千克。

据日媒报道,空自于2016年11月28日,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接收了首架F-35J(F-35A日本出口型),将用于培训空自人员。日本由此成为除美国外,亚洲首个装备F-35隐身战机的海外国家。

随后的12月15日,由日本本土生产的首架F-35J(生产编号AX-5)在位于日本名古屋小牧南的三菱重工生产线开工建造。今年6月13日,这架编号AX-5的F-35J在小牧基地正式首飞成功。9月26日,第2架F-35J在日本成功首飞。据日媒报道,日本共订购了42架F-35J,其中的38架将由三菱重工自行组装制造。

尽管整体来看,日本列装F-35J的进展比较顺利,但短期内尚不具备实战能力。早在2013年公布的美国国防年度报告中就已透露,首批交付日本的F-35J仅会配备“I型系统”(相当于美军的Block2A批次),只具备飞行训练和航炮瞄准能力,而无法使用空空导弹实施空中格斗。

另据日媒10月13日报道,日本国产的第一种隐身战机验证机X-2(旧称“心神”)已完成第31次试飞,整体试飞进展顺利,且加大了试飞频率。而据日民间军事爱好者10月5日上传网络的照片显示,X-2在进行第29次试飞时,加装了尾旋改出伞,显示该机的试飞工作已进入新阶段。

作为防卫省寄予厚望的首款国产4代机,X-2隐身验证机采用了大批新技术,例如配备2台由本土IHI公司制造的XF5-1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49千牛);效仿美国X-31高机动试验机,在尾喷管后方加装折流板,靠折流板转向改变燃气流方向实现推力矢量机动;机身大量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等。

尽管这些对于X-2技术验证机来说都是仍需检验的技术,在日后的隐身战机原型机上未必采纳,但坚持使用已经验证的“不利”技术(折流板控制技术死重大,推力矢量工作效率低,不利于隐身和超音速巡航),就只能说明日本航空工业尚未攻克研发隐身战机的关键技术,即便试飞工作顺利,距离研发出真正的隐身战机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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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空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间的武汉大空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最著名的空中战役之一,其中最有名的三次空战分别发生在 2月18日、4月29日和5月31日。

历史背景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仍有许多重要机关,所以武汉仍是日军的轰炸重点。

当时驻防武汉、孝感地区的空军有第3、4、5航空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援助国民政府性能较好的伊-15(包括伊-15-3、伊-15比斯)和伊-16战斗机并派出志愿航空队。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空军损失惨重,几无战斗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也牺牲在日机的轰炸下 [1]  。

空战情况

汉口人民观战 卡帕摄

1938年中国空军抗击日军飞机空袭武汉的作战。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溯长江西犯。翌年春,日军航空兵开始重点对武汉地区空军基地进行连续大规模空袭,企图摧毁其空中抵抗力量。中国空军在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合下,英勇抗击,1938年2~5月与日机多次空战,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人民欢庆武汉空战大捷

二·一八空战

中国空军伊-15战斗机 [2]

1938年2月18日上午,日本出动12架重型轰炸机和26架三菱96-1战斗机在安徽、江西两省交会处会合直扑武汉,第四大队奉命迎敌。代理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战斗机升空不久后便与敌机相遇,李命令第四大队分头迎战,由第22、第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

武汉空战中正在战斗的飞行员

空战中第21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四机协同作战首开记录,击落日战斗机一架。柳哲生在协同战友击落一架敌机后又单独作战击落一架敌机。该机队其他战鹰又击落三架敌机。与此同时第22中队的11架战机与日11架战机相遇,且被敌死死咬住。但他们并未惊慌,而是利用飞机的良好机动性与敌周旋。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局面,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敌机,其他战友也相继击落敌机共四架。第23中队的8架战机飞抵汉口上空时见第22中队正处于劣势,中队长即命第23中队全体增援,一番混战后击落2架敌机。

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12分钟,国民政府空军击落12架日机(10架战斗机、2架轰炸机),这也是我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但我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5人,壮烈牺牲。

第四大队大队长李桂丹

参与此战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组建于1936年10月,原驻周家口机场,次年8月14日,在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赴华东抗日前线。同日,该大队在杭州与日机首次交锋,一举获得3比0(当时误认为6比0)的战绩。此后,第4大队又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但不幸的是,11月21日那天,当高志航大队长正准备率队紧急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飞机突然抢先飞临机场上空。一炸弹片穿进高志航的身躯,高志航长当场英勇献身。高牺牲后,李桂丹接替了大队长的职务,并将第4大队更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讨回血债。

此次空战负责掩护的第21飞行队首先在汉口机场的西北方与敌人的10架飞机遭遇,并立即投入战斗,进入高度约4,000米。随后,第22、23飞行队也在武汉上空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空战。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对峙,双方数十架飞机恶战在武汉三镇上空。高度从5000米到几百米,上下翻飞,相互缠斗,场面蔚为壮观。

中国空军伊-16战斗机 [3]

这场恶战大约进行了12分钟。敌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饮弹坠机身亡,然我方大队长李桂丹上尉、飞行中队长吕基淳上尉、飞行员巴清正少尉、王怡少尉和李鹏翔中尉等5人均为国光荣捐躯。飞行员张光明的座机被击中29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地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此次空战,被我军击落之敌机坠落地点分别如下:

武汉空战中的飞行员

由飞行员刘忠武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附近;赵茂生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和青山之间;信寿撰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黄陂和汉口之间;杨孤帆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东湖附近;柳哲生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5-6公里处;董明德、刘宗武、杨孤帆和柳哲生合作击落的1架敌机坠毁于仓子埠附近;马汝何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的黄花劳附近;刘志汉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10余公里处的戴家山附近的水塘里;张明生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北段;吴鼎臣击落的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西北约15公里处。此外,我高炮部队还击落敌轰炸机1架,其坠落于东湖后面。

21日,武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和游行,以“庆祝空捷,追悼国殇”。这次空中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也更加激发了广大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

1938年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的一张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该短评指出:

“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11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

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公祭殉职的五位空战英雄。此外,会场内还摆放着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及第18集团军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和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汉口代表邓颖超以及孟庆树等个人送来的花圈。

21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题为“向空中英雄致敬”的两封致敬书。它们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邓颖超等我党领导人投书的 [4]  。

四·二九空战

陈怀民

1938年4月29日,侵华日军出动36架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企图偷袭武汉三镇向天皇献礼。我空军出动第四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共计60余架战机迎敌,并制定了以伊-16对付日轰炸机,以伊-15拦截、引诱日战斗机脱离机群分而歼之。但在武汉上空第四大队只有9架战斗机,敌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面对劣势,9架战机冲入敌机群展开混战。其中陈怀民死死咬住一架敌机,不论敌机如何摆脱都无法成功,并迅速将其击落。日带队机长气急败坏命令日机集中向陈怀民开火,年轻的陈怀民英勇奋战,却无法抵挡日机的轮番进攻,飞机多处被击中无法再战,但他没有跳伞求生,而是撞向敌机,与一架敌机同归于尽 [1]  。

五·三一空战

为报复“四·二九”的惨败,日军又于1938年5月31日出动36架战斗机、16架轰炸机进袭武汉。我空军掌握情况后,即升空隐蔽伺机作战。当日机进入武汉地区时,我方采用合围攻击的方法,对敌进行猛烈攻击,日机只得且战且退。

防空图

图1 《武汉防空总配备及判断敌机攻击来路图》 [5]

武汉空战中的战斗机这张标注有“极机密”字样、名为《武汉防空总配备及判断敌机攻击来路图》的军用地图,现庋藏于湖北省档案馆特藏库内。

经过严密的保安及防护措施,亲眼见到这张70多年前的极为珍贵的机密军用地图。湖北省档案馆吕焰华先生介绍,地图原糸(民国)湖北省政府机密档案。

地图幅面与一张对开报纸版面相当,比例尺为1/80万。图1中不仅用红色箭头和线条标注出了敌机极有可能从空中进犯武汉的线路,还用不同颜色的圆圈勾勒出武汉上空一道又一道严密的空中防御网。

特藏库工作人员赵岩先生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据他介绍,从图1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早在武汉空战发生前,我们的军事部署就已将可能发生的武汉空战纳入抗战计划,制定了严密的空防地图,并预计日军飞机进犯武汉的线路将分为“两主”和“三次”:两条主要进攻线路,一是从北面由河南信阳,经湖北孝感空袭武汉,一是从东面,由江西九江,经湖北蕲春、鄂城进逼三镇;而三条次要空中进犯线路则用较浅红线标识,分别是从湖南、陕西及安徽方向进军武汉 [5]  。

空中防线

“无论是2·18空战,还是4·29空战,及至后来的5·31空战,中国空军均取得战果。”该1937年制定的武汉空防军事地图,以汉口为中心的八道空中防线对保卫大武汉的安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介绍,武汉上空的最外围一道防空线为“监视地带线”,至汉口半径约190多公里;

第二道防线为“空袭警报线,据汉口半径约150公里,进入此线,说明日本空军进犯武汉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应发出空战警报;

第三道防线为“空军作战外弧线”,据汉口半径约80公里,是保卫武汉的首道空中狙击战线;

第四道防线是“紧急警报线”,据汉口半径约70公里,城内将拉响空袭警报,三镇市民迅速疏散;

第五道防线“灯火管制线”,据汉口半径约50公里;

第六道防线“空军作战内弧线”,据汉口半径约30公里,基本已进入三镇上空。在此防线内,中国飞机可以实现“最小载油量和最多装弹量”,为战斗力最强,中方作战条件优越,因此也是有效打击敌机的区域;

第七道防线“高射炮射击地带”,据汉口半径约12公里;

最后一道防线“高射机关枪射击地带”,据汉口半径约4公里内,日机若进入此区域,也就进入了中国军队布防的高射机关枪射程内。

专家认为,军事地图的制定对1938年的武汉大空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数次空战的敌机进犯路线,基本与此空防图预计的一致。尤其是在“4·29”空战中,中国空军首先就是在“作战外弧线”设伏,等待敌机进入布好的口袋,迫使敌战斗机与轰炸机分离。继而又在“作战内弧线”,集中优势兵力与日机肉搏,经30分钟激战 [5]  。

空战烈士

武汉空战中航空英雄们的纪念碑

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打响了淞沪会战第一枪。第二天,国民政府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的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中国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尽管当时中国空军的飞机性能和数量远远不敌日本,但年轻的中国空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技术高超、敢打敢拼,连续主动出击,配合地面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的重要机构迁往武汉,武汉成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日本军方亦将战矛直指武汉。

1938年元旦才过,日本飞机就连续不断空袭武汉三镇。中国空军为了夺回制空权保卫大后方,与日本空军展开了殊死激战。

芮冠雄

芮冠雄,1916年5月出生,武进嘉泽人,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投笔从戎,成为中央航校第七期学员,抗战爆发后,曾多次驾机对敌作战 [6]  。

1938年4月29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45架九六式舰载机,气势汹汹地向武汉扑来,企图炸毁我汉阳兵工厂和空军基地。

洞若观火的中国空军早已作好歼敌部署,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19架战斗机,加上从南昌飞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的45架战斗机,总共64架升空拦截来犯之敌。芮寇雄在大队长毛瀛初率领下,与战友们一道,驾驶着刚从苏联购回的伊-15战斗机投入战斗。双方战机在空中上下翻腾,你冲我撞十分激烈。被我空军击中的日机,拖着缕缕浓烟坠毁于田野山谷。就此一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20多架。芮冠雄后来进驻四川,1940年5月18日,在成都上空试飞由苏联援助的DV高空轰炸机的时候,因超高飞行缺氧而殉职。这天距他24岁的生日只有4天。

陈怀民

陈怀民

在著名的“4·29”空战中,还有一位年仅22岁的空军英雄陈怀民。陈怀民就读于常州无线电学校,1933年进入中央航校学习飞行,1937年9月19日在保卫南京的空战中,击落1架敌机,并负了伤,伤愈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4·29”空战中,他驾驶着才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52战斗机,直插敌机群中,开战5分钟就击落敌机1架。在遭到敌人5架96式舰载战斗机围攻时,陈怀民的座机中弹起火,他沉着地紧握操纵杆,扭转机身猛烈撞向日本海军第二航空队高桥宪一的96式舰载机,高桥宪一当即机毁人亡。撞机后的陈怀民翻身出舱,因为降落伞被烈火燃烧,陈怀民从3000米高空坠落江中。被英雄壮举所感动的百姓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直到6月初,英雄的遗体才从淤泥中浮现。人们在烈士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留给母亲家用的一枚大洋。

当年在武汉举行二万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于佑任题写的挽联是:“英风得天地,壮气作山河。”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也敬献了花圈,挽词写着:“捐躯报国”。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挽词是:“精忠神勇” [7-8]  。

狄曾益

1938年8月3日,早上9点左右,日本出动18架96式陆攻机,70多架战斗机空袭汉口。驻汉口的中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的4个大队派出52架战斗机进行拦截(20架伊-152、13架伊-16-10、11架斗士、7架霍克Ⅲ、1架伊-15)。

1917年5月出生于溧阳的狄曾益,毕业于中央航校第六期,在这次“8·3”空战中,在第26中队的狄曾益随队长王汉勋起飞迎战。这次入侵敌机数量之多,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中国空军方出战的第三大队队长吴汝鎏、第32中队队长朱家勋、第28中队队长陈瑞钿、副队长雷炎均、第26中队队长王汉勋和所有参战的队友们都是有着丰富空中作战经验的飞行员。

驾驶着伊-16战斗机的狄曾益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被敌机击落牺牲。在检查飞机残骸时发现狄曾益飞机的座舱周围有60处弹痕,可见狄曾益牺牲得十分悲壮 [9]  。

其他烈士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八年抗战中,在保卫淞沪地区、保卫南京、保卫武汉、保卫重庆、保卫芷江B-29重型轰炸基地等等一系列空战中,乃至在死亡航线-驼峰航线上牺牲的空军英烈们。他们中间有着常武地区抗日空军骄健的身影,他们是:高谟、恽逸安、沙兴达、沙荻洲(兄弟俩)、石干贞、芮冠雄、狄志扬、狄曾益、陈怀民、陈德奎、吴之骅、许葆光(1944年8月7日吴之骅和许葆光同在保卫芷江空战中牺牲) [6]  [9]  。

历史评价

编辑 语音

武汉空战战损表 [10]

武汉空战(包括南昌空战)是战果被严重夸大的空中战役。中国(包括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和日本两军在8次交锋中,实际一共损失了74架飞机,其中中国(含苏联)损失52架,日军损失22架。而战时双方宣称的总战果却高出近4倍。

1938年,是苏联飞行员和苏制战机撑起了华中天空的保护伞。在武汉、南昌历次空战中,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出动架次远超中国空军,很多苏联飞行员为中国人民血洒长空。

训练水平决定战斗力。日本海航飞行员选拔严格,训练时间充足且重视实战性,所以在交锋中完全压制了中苏飞行员,中方的作战交换比(52:22)相当难看。对照日方战损记录,国民党方面长期宣传的“武汉空战大捷”缺乏事实根据。

先进的战术思想是战斗胜利的前提。中方飞机性能相对日机并没有代差,特别是以高速度、高爬升著称的伊-16,如果运用得当足以教训进犯的日军。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军飞行员习惯于低速盘旋缠斗,难以掌握伊-16的高速特性,也不愿深究其配套的战术,反而更偏爱灵活但低速的伊-15,这与当时空战战术的发展趋势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僵化的头脑却使武器的优势无从发挥。

此外,日军团队配合娴熟,在局部总能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而中方大多数时候虽占数量和主场优势,战报中却屡屡出现“遭遇敌机围攻”的字眼:空战早已进入了编队作战的时代,中方的战术协同与配合却毫无进步,这些也让国军在未来数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10]  。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武汉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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