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军事思想比较 (中西方军事文化差异)

中西方军事思想比较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对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克劳塞维茨本人也因此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全书分为八篇，《战争论》为译者选译的精华本。在书中，作者揭示了战争从属于政治的本质，指出了人的因素尤其是精神力量的作用，阐述了战争性质向民众战争转变的历史趋势，探讨了战略和战术、进攻和防御、战争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等理论。

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

这本《概论》，就是一本现代战争理论及原则的综合体系。关于战争艺术的定义，作者认为"战争艺术"一般分为五个纯属军事问题的组成部分－－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和基础战术以及战争政策。由此，作者指出，战争艺术实际包括六个各不相同的部分。第一章为战争政策，主要按战争目的、性质和形式探讨各种不同战争。第二章为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主要探讨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基本因素。第三章为战略，除探讨战略定义和一些基本原理外，还具体探讨了各种作战体系，而对战略计谋作了更深入的探讨。第四章为大战术与交战，具体探讨各种交战，诸如进攻、防御、迂回机动、行军遭遇交战、突然袭击和要塞围攻战等。第五章为战略战术性混合作战，主要探讨攻击、渡河、退却、追击、行军、登陆作战等。第六章为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主要探讨战争勤务的概论、范围，以及侦察和及时查明敌人移动情况的其他方法。第七章为军队的战斗部署和三个兵种的单独使用或联合作用，主要探讨军队在战斗线上的配置及编成，以及步兵、骑兵、炮兵三个兵种的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在"结论"中，主要探讨了战争取胜有赖于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阐明了战略与战术定义、战略侦察以及认识战争规律、指导原则、进攻和防御等原理。在"补遗"中，着重探讨了几次海外的主要远征。在"续编"中，主要对战略、培养战略眼力的方法和军队战斗部署作了进一步的概述和探讨。

马汉的‘海权论三部曲’

海权的发展属外线作战，以攻击为主要任务，陆权则以防御为主。 （三）有优势之海军，优良的海外基地、海港，才能与敌人抗衡，发挥海权之力量。 1、马汉认为海军的目的在于会战，而最终的目的则为取得制海权以控制海洋，因此舰队所需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强力的攻击火力，拥有优势的海军，才能控制海洋。

杜黑的‘制空权’

该书以“制空权”为中心，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有关空军建设和作战使用的许多问题，是一部专门论述空军战略理论的著名军事著作，也是地缘政治理论中空权理论的代表作，在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富勒的‘装甲战’

第一部探索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战争的理论著作，坦克作战理论的创始，古德里安只是富勒理论的实践者。

中西方军事文化差异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应当说是其管理差异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季羡林语　。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推优惟愧，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东方思维则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t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　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

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观念源于原始氏族时代，成熟于先秦。它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此后，汉代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讲“人副天数”。建立起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图式，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如果说汉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建立了制约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的话，那么，宋代的“天人合一”则已经浸透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被朱高尊为“宋德之首”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及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融合在一起，认为从天地万物的“立太极”到善恶五性的“立人极”，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后来的未赢对周的学说极尽发挥之能事，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整体观念成为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

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传说当时的哲学家泰勒斯因一边走路一边仰头观看星象，不慎跌落井中，引得一位姑娘嘲笑他，只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忘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从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起，才出现了以“人事”为主要对象的哲学，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惟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在中世纪，整个世界又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上帝之城”�天国　与“世人之城”（人世）的长期对立，人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人性受到神性的压制。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曾告诫人们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会受到尊重，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在这一时期，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　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　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　，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　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

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同各自的历史传统亦紧密相联，而正是不同的历史传统，对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何一个组织，其功能的真正发挥都有赖于管理。因此，自从有了组织，便也就产生管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企业，远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重要组织，因此，最早运用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来发挥组织功能的并不是企业，而是其他比企业出现得更早的组织，早期组织中形成的管理思想和原则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企业管理。可以说，历史传统是决定企业管理面貌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教会、和军事机构，西方关于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化概念，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野，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其思维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那么，秦朝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差异，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总之，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正是文化差异，带来了管理基因的特性差异，使不同的文化特质，成为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进而主动迎接日益到来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