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60后”退休潮，如何应对？

　　上世纪60年代生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期主体人群，总量约2.45亿人。岁月如梭，当年的“婴儿潮”正在变成“老龄潮”——他们正陆续进入退休阶段，引发退休潮。

　　“60后”退休潮人群的基本特征

　　一是人口规模大。在2020年51岁—58岁人口（近似对应1962年—1969年出生队列）中，除58岁人口数为1913万外，其他年龄人口数均超过了2000万，最高的超过了2600万（52岁和57岁人口）。即便考虑进入60岁之前还有一定的死亡率，进入老年阶段时较之前的出生队列仍然有较明显的增长，确实可以用“退休潮”来形容。

　　二是大部分居住在城镇。在2020年51岁—58岁人口中，约有59.27%居住在城镇，低于同期全国城镇化水平约4.57个百分点，但高于60岁—64岁人口约1.52个百分点。考虑到51岁—58岁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将来会返回农村养老，进入老年阶段后，“60后”的城镇化率仍然滞后于总人口的整体水平。

　　三是受教育水平较上一代明显提升。在2020年51岁—58岁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例为2.43%，比60岁—64岁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例低2.91个百分点；文盲人口比例为2.35%，比60岁—64岁人口文盲比例低2.66个百分点；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7.31%，比60岁—64岁人口中大专及以上的比例高2.46个百分点。

　　四是迁移流动发生率低于总人口的水平。2020年51岁—58岁的人户分离人口为5347万，约占该年龄段人口的28.76%；其中流动人口约为3891万，约占该年龄段人口的20.92%。二者分别比总人口的相应比例低6个百分点左右，表明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人在退休前已经趋于稳定，迁移流动发生率相对略低。

　　五是超过九成处于有配偶状态。2020年91.59%的51岁—58岁人口处于有配偶状态，男女两性相差不大。但是男性的未婚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约3.07%的男性未婚，而女性未婚的比例仅为0.55%，不足前者的五分之一；女性丧偶的比例则明显高于男性，约5.32%的女性处于丧偶状态，而男性丧偶比例为1.76%，约为前者的三分之一。

　　除了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看出“60后”退休潮人群的一些特征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社会变迁历程中去寻找一些属于他们的时代印记。

　　首先，“60后”退休潮一代的生育期正好赶上中国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他们的子女数普遍较少，表现为少子化。以女性生育年龄来看，这一代人的生育旺盛期大体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开小口”时期生育政策有所放松，总体上这一段时期都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格的时期。因此，这一代人的生育水平较上一代有显著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趋势中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以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来看，这一代人表现出随着育龄妇女出生年份推迟而曾生子女数减少的特点。1963年出生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已经低于2，到1969年出生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已经下降至1.7左右，而1950年代出生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基本在2以上。

　　其次，“60后”比上一代人有更高的终身收入，因而有更多的资产积累和更高的消费能力。这一代人进入工作期刚好赶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2020年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是1978年的20余倍。1978年改革开放时，1962年出生人口刚好达到16岁的劳动年龄。与上一代人不同，这一代人的整个工作期都是处于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时期，这使得他们比上一代人有更高的终身收入水平。特别是在个人资产的重要体现——房产上，这一代人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既赶上了福利分房时代，享受了单位福利分房，也在具备经济实力的时候遇上了商品房时代的开启，较早购买商品住房，以较低成本实现了资产积累。

　　最后，“60后”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前一代相比他们思想观念更为多元，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社会日益多元化，各种思潮、观念的碰撞更为激烈。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更进一步推动了各种信息、观念的交流与传播。在这些变化发生时，“60后”一直身处其中。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一代，相对而言，观念上也更加多元，对各种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也相对较强。

　　实际上，普查汇总数据和社会变迁历程虽然可以反映出“60后”退休潮人群的一些总体特征，但必须强调的是，和其他人群一样，“60后”退休人群内部也有很大的异质性，存在于其他人群内部的各类差异在这一群人身上同样也会存在。

　　“60后”退休潮将带来哪些影响？

　　★ 劳动力市场的相应调整

　　退休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退休潮的来临将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快速下降。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结果，2030年以前，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均减少近700万人，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0%的劳动参与率计算，每年劳动力供给将减少500万人以上。劳动力供给的快速下降，将引起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相应调整。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快速下降，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总体上的就业紧张局面。近年来，虽然在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背景下，采取了一系列稳就业、保就业措施，但就业的供需矛盾仍然存在。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工作岗位人数的减少，在短期内将有利于其他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快速下降，也将促使需求方作出相应的反应。从需求方来说，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将降低需求方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从而使劳动力成本上升，或是面临难以招聘到合适员工的困境，从而主动或被动采用新技术，减少劳动力需求，甚至是直接以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据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19/2020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人口结构变化、生产力和技术的作用》，使用工业和服务机器人替代劳动力，以应对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国家的一项重要技术发展方向。随着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减少，中国工业和服务机器人的使用密度可能也会快速上升。微观上企业的用工策略调整，也会在宏观上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将会体现为宏观上的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会逐渐被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代替，从而使总体上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以适应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下降最终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萎缩。但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需求侧的调整与劳动力供给侧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同步，当需求侧的变化跟不上供给侧的下降速度时，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供不应求局面，当需求侧的变化快于供给侧的下降速度时，则又会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此前对人口负增长国家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产生失业问题。

　　大量劳动力在短时间内退休，实际上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更新换代，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短期集中退出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浪费。应该承认，劳动力市场上的新陈代谢也是一种客观规律，是生物进化和社会不断前进的必然趋势。但是，也必须承认，一大批有能力、有技术甚至也有意愿继续工作的人才也不得不因退休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难有用武之地。“60后”这一代人较前一代人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升，即便不考虑健康因素，仅仅考虑规模和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总量也会明显增加。随着退休潮的来临，这部分人力资本即将进入闲置状态，对整个社会而言，是很大的浪费。另一方面，随着大量“60后”退出工作岗位，新一代将获得更多走上前台、挑起重担的机会，这将会激励他们更加发奋图强，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经济建设和科学创新中来。根据一般的理论，从生命周期来看，个人创新能力和生产率随年龄呈倒“U”型分布，一般会在35岁—40岁左右达到最高峰，随后逐渐下降。随着退休潮的来临，将在一定时期内改善劳动力年龄人口结构，使劳动力年轻化，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结果，随着“60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中国15岁—49岁人口占15岁—59岁人口的比例将从当前的74%左右持续上升，到2030年将超过76%。劳动力年轻化和新老更替有利于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将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劳动力供给快速下降还将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基本前提是要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形成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各地区之间的人才竞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进程，但户籍制度依然有改革空间，在很多地区，一些社会福利和市民权益仍然与户籍紧密挂钩；一些地区人才争夺战中的所谓“人才”往往也附加了一定的门槛。因此，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尚需时日。劳动力供给快速下降将有望推动这一进程。由于部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劳动力供给快速下降将加剧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从而引起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竞争，导致各种门槛的降低和障碍的消除，最终为实现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 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

　　毫无疑问，退休潮的来临将引起养老金缴费人数的相对下降而领取人数的相对上升，从而对养老金资金平衡情况产生影响。尽管在短期内，中国养老金制度仍然可以维持较好的资金平衡状况，截至2020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8万亿元。但是从长期来看，资金平衡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探索。从影响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因素来看，最重要的当属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制度赡养率（养老金领取者和缴费者之比）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处于攀升态势，从2000年的30.34%逐渐上升至2015年的34.87%，此后增速明显加快，到2020年已经上升至38.84%，2021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37.68%（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从近年来养老金制度赡养率的变化趋势，以及“60后”男性和“70后”女性的人口规模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继续上升将会成为一个可以预料的事实。截至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54244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16068万人，占比为29.6%，领取者人数和占比分别比2015年增加1268万人和0.3个百分点（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计算）。由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高覆盖率，随着更多“60后”进入老年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基本相同的趋势。

　　制度赡养率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到资金平衡状况上。近年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资金收支状况日趋紧张。自2011年以来，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比（基金收入与支出之比）呈下降态势，2011年的收支比为1.35，到2019年已经下降至1.09，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了社会保险费缓缴等措施，收支比进一步下降至0.9，基金的结余支出比也从2011年1.55下降至2020年的1.06，表明基金的支出能力相对有所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相关数据计算）。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主体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因此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可以预料，随着退休潮的来临，制度赡养率持续提高，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 “60后”进入老年阶段后，养老服务需求将迅速增加

　　大量新近进入老年阶段的低龄老年人，将改变老年人口内部结构。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结果，今后一段时间，60岁—69岁人口规模将因为“60后”退休潮的到来保持快速上升态势，从2021年1.46亿左右上升至2030年的2.02亿。也就是说，当“60后”一代全部进入老年阶段，其占比将在老年人口的一半以上，老年人口将深深打上“60后”的烙印。

　　“60后”一代进入老年阶段，可能对养老服务需求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随着退休潮的到来，大量“60后”人群加入老年人口行列，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迅速增加。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结果，到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3.7亿人，净增1亿多。即便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因为老年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就将带来中国养老服务需求的迅速增加。其次，少子化将使“60后”更依赖社会养老服务。如果说上一代人的养老还可以更多依赖家庭成员的话，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到“60后”身上可能将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子女数量减少，以及人口流动加剧、家庭规模小型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服务已经不太现实，“60后”将更多需要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再次，消费能力强将带来养老服务需求的升级。“60后”中较大部分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将使他们对养老服务的质量更为关注，也有能力为更高水平的养老服务买单。最后，观念多元化和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一方面使他们产生更多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养老方式和模式。

　　“60后”养老服务需求的这些特点，将对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过持续努力，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和质量不高的问题。“60后”一代进入老年阶段，可能会加剧养老服务领域本已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会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长期护理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农村养老服务等短板将在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更加凸显。进入新发展阶段，“60后”将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更好老年生活，必将要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能够为其保持生活质量提供坚实的基础。

　　“60后”养老服务需求的这些特点，同时也为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养老需求增长和支付能力增强，将使养老服务市场上的真实需求增加，进而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国养老服务市场一直存在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变为真实需求的难题，制约因素之一就是老年人口的支付能力相对较弱。“60后”进入老年行列，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使具备支付能力的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从而使养老服务业发展具备了更广阔的市场前景。个性化需求与对新模式的尝试，也将使养老服务市场更为立体和丰富，为养老服务企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更有利于养老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

　　如何应对退休潮？

　　由于“60后”一代人口规模较大，这也决定了进入老年阶段后这一群体规模较大的客观事实。从政策上而言，可以通过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使他们不过分集中退休而形成所谓的退休潮。在“十四五”相关规划中，已经对渐进式延迟退休提出了相应的原则。充分发挥延迟退休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要使退休年龄改革成为一个赋权的过程，让人们在退休决策上具有选择性。具体来说，就是要将现有强制退休规定改变为弹性退休，让劳动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退休年龄。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引导人们延迟退休。通过弹性退休政策使人们自愿选择退休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尊重个人意愿，有利于改革政策施行；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了一个筛选机制，使有能力、有意愿的劳动者能够在进入老年阶段后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不仅减少了人力资本的浪费，而且还有助于延缓退休进程，避免退休时间过于扎堆，形成退休潮。延迟退休年龄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60后”退休潮的来临，将有可能推动这一改革的真正实施。

　　应对退休潮的到来，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具体来说，包括改善其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充足性等三个方面。在改善可持续性方面，要从收支两侧着力。在收入侧，还需要继续扩大覆盖面，落实全民参保计划；确定更加合理的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规范缴费行为；继续划拨国有资产充实养老基金等。在支出侧，则需要进一步优化待遇与缴费之间的关联机制，实现精算平衡；规定养老金水平上限；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中纳入人口老龄化因素；进一步优化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养老金相关参数，等等。在公平性方面，则需要实现纵向和横向两个公平。在纵向公平上，需要更好体现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将缴费贡献与待遇水平密切挂钩；在横向公平上，则需要减小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待遇差异，并引入一个与缴费无关的公民养老金，一旦退休自动享有，实现兜底保障。在充足性方面，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水平，建立与农村人均支配收入和物价指数等的联系机制，实现调整机制常态化；另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形成老年收入的多重保障。

　　为应对退休潮带来的养老服务需求急剧增长，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各方责任，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由于个体异质性、个性化需求的存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多层次推进，养老服务需要多样化发展。首先，要积极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要求，尽快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明确基本养老服务范围、标准等，实现基本养老服务的全覆盖；其次，要尽快补齐长期护理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农村养老服务等短板，在政策上予以倾斜，重点发力，迅速缩小差距；最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和供给中的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和提供多样性、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可以通过社会共济的方式提升使用者的支付能力，从而有效提高市场均衡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当前应尽快总结试点经验，出台全国一体、城乡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原标题：“60后”退休潮：特征、影响及应对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林 宝

　　作者：谢望时 暨南大学药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