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自行研制新冠病毒变异株？这段热传的影片产生了这些谣言

　　记者 | 陈杨

　　“他们在考虑如果你在实验室可控环境下研究新变种……后来这种新变种真的公开出现，你手上就已经有可用的疫苗了。”“简直完美，这不就是最棒的商业模式吗？”

　　近日，上述对话视频被美国非盈利新闻机构“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曝出。

　　该视频为真相工程卧底暗访了辉瑞的一名主管。视频显示，被暗访者名为Jordon Trishton Walker，职务为研发总监，负责战略运营与mRNA科学规划。其在视频中称，辉瑞考虑自行研制新冠病毒变异株。据维基百科，真相工程由卧底记者James O‘Keefe于2011年成立，政治倾向偏向于保守右翼，经常以“暗访”取证。

　　1月29日，该视频冲上微博热搜，“病毒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疫苗生意就是摇钱树”等视频内容一下挑动了大众的神经。

　　针对上述内容，当地时间1月27日，辉瑞在官网发布声明称，在辉瑞-BioNTech新冠疫苗的持续开发中，辉瑞尚未进行功能获得或定向进化研究。当公共卫生局确定某种新关注的变异株时，辉瑞与合作方研究，用原始新冠病毒毒株表达新变异株的刺突蛋白。这种研究用来快速评估现有疫苗诱导抗体的能力，辉瑞通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提供这些数据，并将其作为确定是否需要更新疫苗的步骤之一。

　　此外，辉瑞称，为了满足美国和全球对公司抗新冠病毒口服药Paxlovid的监管要求，公司开展了体外工作（例如在实验室培养皿中），以确定对奈玛特韦（Paxlovid的两个成分之一）的潜在耐药突变。在少数情况下，当完整病毒不包含任何已知的功能获得性突变时，可以对此类病毒进行工程改造，以评估细胞中的抗病毒活性。公司还在安全的生物安全3级（BSL3）实验室中，在与新冠病毒和奈玛特韦一起孵育的细胞中进行了体外抗性选择实验，以评估主要蛋白酶是否可以突变产生抗性病毒株。辉瑞称，美国和全球监管机构要求对所有抗病毒产品进行这些研究，并由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公司和学术机构开展。

　　尽管该视频内容引发了舆论热议，但实际上，业内表示其内容并不可信。1月29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向界面新闻表示，视频内容“全是胡扯不能当真”。

　　他举例，视频中的被暗访者在介绍“研发新毒株的做法”时称，“将病毒放进猴子体内，持续不断让它们相互感染，然后从它们身上收集血清样本，再将传播力更强的那些变种注射给另一只猴子，你就不断主动地让病毒变异。”但金冬雁介绍，实际上将病毒放到动物、细胞内去传代，传代出的产品都是变弱的，不是变强。并且就算在猴子体内变强，感染到人体内也不一定变强。

　　金冬雁强调，病毒及其变异是自然界自然发生的过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病毒能从实验室做出来的。

　　这一说法也得到病毒学专家常荣山的认同。他进一步向界面新闻分析，RNA病毒的变异率高，但是出现新的流行株往往不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变异位点，而是多个增加了病毒适应性的突变位点。例如，一个国家产生一个突变位点，冰岛产生一个、加拿大产生一个，经过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后发生重组，并与其他流行株竞争，最终才能产生一个新的变异株（VOC）。这一过程至少需要数月的时间，是无法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目前也无法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得到。因此，“预先在实验室中做出有危害的毒株，甚至以此提前生产新冠疫苗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广谱抗新冠中和抗体。实际上，先预测新冠病毒的突变方向，以此提前进行研发也是中和抗体药物的研发思路。但是，在广谱抗艾滋病抗体、广谱抗新冠抗体药物研发上，这条路至今都尚未走通。

　　常荣山表示，说到底这是因为，目前，医学界对人体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的抗感染机理，即宿主反应还是不够清楚的。相比之下，艾滋病病毒包括近1万个核苷酸，数量是新冠病毒的三分之一，而对艾滋病病毒约40年的研究中，所有疫苗的研发均失败了。因而，认为仅经过3到4年的时间就搞清楚新冠病毒，实在过于乐观了。

　　此外，另一个上述视频和辉瑞声明均提及，并容易引起误解的词语是“功能获得型研究（Gain-of-Function，GOF）”。这是指通过有目的地改造现有的病毒，使之获得某种新的功能，这样才能在未来更好的防控。

　　实际上，这一词自疫情以来就经历过多轮关注和讨论。常荣山向界面新闻介绍，GOF在病毒学研究中并不罕见，目前全球做的最多的是禽流感病毒。例如，一禽流感病毒目前不能通过动物传染到人，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家可以通过功能获得型研究，人为“改造”该病毒，研究哪些地方的突变可能增加感染人、甚至人传人的能力，从而为未来的禽流感跨种流行增加检测、疫苗研发所需要的信息。

　　那么，这种研究是否会引发风险和危害，甚至成为一些网友口中的“龙王卖伞”？对此，常荣山和金冬雁均认为无需为此担心，因为科研实验在科学界有着非常严格的评审机制。

　　常荣山举例，针对不同级别的试验，有些需要在特定的实验室进行，例如疫情以来被多次提到的P3、P4实验室；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的试验也都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核，包括试验目的、方案、潜在伦理学危害、如何控制和预期的收益。另外，一些科研工具的设计本身也在规避风险，如用于评估疫苗效果的假病毒。假病毒经过修饰，可以感染易感宿主细胞，但只能感染宿主细胞一次一轮，无法再次感染培养细胞，因而没有生物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