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我国不仅要成为本土人才的孵化器 更要成为全球人才的集聚地

　　12月10日-11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暨第二十二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在北京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发表了演讲。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未来15年向未来5年进行转变，我们就会看到，要完成国家所设定的未来5年各项目标，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以及相应的机遇。”刘元春说。

　　刘元春表示，第一个挑战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机遇是我们很可能稳步步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一个危险期，而当我们一旦突破这个时期，我们就会全面扭转当前中美博弈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特性。

　　第三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李约瑟之谜”，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在政府主导下能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创新。

　　“当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史时就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产业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大，政治激励太强大，导致民间的创新力不足。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已经构建出以举国体制为特征的科技自立自强的研发体系，以及以大市场用于大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型创新体系。”刘元春说。

　　第四个很重要的挑战，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挑战，也就是由于全球公共品的缺失、全球治理体系的崩塌所导致的世界丛林现象，所导致的各种防护成本急剧上扬的这种挑战。

　　第五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我们依然要跨越“明斯基时刻”，持续的创造无金融危机的增长奇迹。

　　“过去4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快、经济增长稳，同时还体现在我们快速的金融深化的过程中间没有出现世界其他国家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也就是说超越周期、超越危机，这种现象在未来是我们要延续奇迹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如何实现？我们面临着挑战。”刘元春说。

　　刘元春表示，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突破“拉美难题”，也就是我们要通过有效的社会建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有效的社会发展来促进经济循环的高效运转。这种在一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过，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常常会面临着这种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系统性的这种危机，所以说我们要给出中国式的这种答案。

　　“因此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就提出，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突破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战略深化，进行几大新动能的这种构建。”刘元春说。

　　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全力推进以“卡脖子”问题、高新技术的这种创新为龙头的创新驱动，实现创新红利。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全面推动改革，特别是我们在上一轮改革中间没有完成的，一些啃骨头的关键性的这种改革，从而构建我们第二轮的制度红利。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全面推进我们传统的人口红利转换为人力资源红利。特别是近几年，我们不仅仅要成为教育大国，更要成为教育强国，同时不仅仅要成为本土人才的孵化器，更重要的还要成为全球人才的集聚地，使中国也能够在全球吸引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人才，共同为世界的繁荣、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成为世界人才荟萃中心。

　　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种状况，尤其是在未来欧美出现滞涨，欧美出现战略不平衡以及全面出现影响力、领导力下降的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够发挥超大经济体、发挥中国制造、中国创新的这种优势来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分工链重构所带来的这种瓶颈约束，来构建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本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暨第22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未来新征程的新动能。

　　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对于党的未来历史使命进行了新界定。其中对于中心任务很重要的就是在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体的目标很重要的是分两步走。一个是到2035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另外一个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完成这样的一些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深入的研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形势。

　　在“二十大”报告中间，对于当前形势报告用三个时期来进行很好的界定。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加速演进期，也就是说大变局处于一个超级变化的时代，变化的速度是不断加剧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界定就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而这个变革期很重要的一个是由于全球增长速度的下降，导致分配模式的这种变化，再叠加世界疫情的这种影响，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全面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复苏进一步的乏力。政治冲突和动荡频繁发生，传统的世界经济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增添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动荡变革是它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

　　对于国内的界定，报告指出，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个时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我们如何来确定未来增长的这样的一些机遇和挑战。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未来15年向未来5年进行转变，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要完成“二十大”报告所设定的未来5年各项目标，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以及相应的机遇。

　　比如说第一个挑战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而机遇是我们很可能稳步步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一个危险期。当然我们一旦突破这个时期，我们就会全面扭转当前中美博弈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特性。

　　第三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李约瑟之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在政府主导下能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创新。当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史时就提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产业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大，政治激励太强大，导致民间的创新力不足。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已经构建出以举国体制为特征的科技自立自强的研发体系，以及以大市场用于大创新，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型创新体系。

　　第四个很重要的挑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挑战，也就是由于全球公共品的缺失、全球治理体系的崩塌所导致的世界丛林现象，所导致的各种防护成本急剧上扬的这种挑战。

　　第五个很重要，我们依然要跨越“明斯基时刻”，持续的创造无金融危机的增长奇迹。过去4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快、经济增长稳，同时还体现我们在快速的金融深化的过程中间没有出现世界其他国家周期性的金融危机，说超越周期、超越危机，这种现象在未来是我们要延续奇迹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如何实现？我们面临着挑战。

　　当然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突破拉美难题，也就是我们要通过有效的社会建设来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有效的社会发展来促进经济循环的高效运转。这种在一些拉美国家没有实现过，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常常会面临着这种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系统性的这种危机。所以说我们要给出中国式的这种答案。

　　因此在“二十大”报告里面就提出，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突破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战略深化，进行几大新动能的这种构建。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全力推进以“卡脖子”问题、高新技术的这种创新为龙头的创新驱动，实现创新红利。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全面推动改革，特别是我们在上一轮改革中间没有完成的2%，一些啃骨头的关键性的这种改革，从而构建我们第二轮的制度红利。

　　当然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全面推进我们传统的人口红利转换为人力资源红利。特别是近几年，我们不仅仅要成为教育大国，更要成为教育强国，同时不仅仅要成为本土人才的孵化器，更重要的还要成为全球人才的集聚地，使中国也能够在全球吸引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人才，共同为世界的繁荣、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成为世界人才荟萃中心。这个很重要。

　　当然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种状况，尤其是在未来欧美出现滞涨，欧美出现战略不平衡以及全面出现影响力、领导力下降的这种状态下，我们能够发挥超大经济体、发挥中国制造、中国创新的这种优势来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新的竞争力，突破价值链、分工链重构所带来的这种瓶颈约束，来构建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

　　这种战略终身很重要的一个从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行了大量的战略性的重构。“二十大”刚刚召开，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利用“二十大”召开的东风，充分发挥“二十大”的政治红利，推进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一个政策的再定位、改革的再出发以及世界格局的再构建，使我们在新动能的打造上面有新的这种举措，有新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从而使我们能够圆满的完成未来5年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完成2035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为2050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点点看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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